美国构建先进制造创新网络谋求引领制造业变革

为了重新振兴美国的制造业,美国提出设立国家先进制造先导计划,通过构建国家先进制造创新网络以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的制造业振兴计划能否引发新一轮制造技术研发竞争甚至技术革命,是否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极大冲击,需要认真思考。通过分析研究美国提出制造业振兴计划的背景和目的及其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启示,提出了我国应积极而谨慎地应对并有选择地在关键杨心技术方面率先取得突破的对策建议。     

创新网络治理、动态嵌入与GVC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例

自从美国于20世f690年代首先提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先后提出了自己先进技术发展计划和先进制造发展战略。当前,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将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先进制造业不仅要具备先进的制造技术、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先进的制造模式,还要有完善的创新网络和极强的创新能力。在全球FDI快速流动和制造业价值链不断跨越国境的条件下,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创新网络在GVC中的有效嵌入。这种嵌入又取决于创新网络治理模式和GVC治理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治理模式所决定的知识转移方式。治理模式与知识转移模式之间的协同促进了价值链从模块间无序耦联、有序化程度提高到模块间整合的动态演进,从而实现了作为动态嵌入式系统的GVC升级。     

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运作模式与启示

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是公私合作、商业化运营的一个成功实践,通过政府牵引、企业主导、高校和科研机构支持,充分整合各种创新资源,形成了一个“产学研政”合作共赢的创新生态系统,打通了先进制造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商品化、规模化生产的创新链条,为美国制造企业提供经过验证的先进制造技术和应用示范,促进前沿创新技术向规模化、经济高效的制造能力转化.我国当前正在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围绕重点行业转型升级和先进制造领域,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是其中的一项重大工程.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围绕特定的先进制造技术整合创新资源、打通创新链、商业化运作、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并重等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对我国的启示

2012年2月,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从投资、劳动力和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五大目标及相应的对策措施。这是美国政府在先后发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后,从     

美国增材制造创新研究所协同创新机制研究及启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将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到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保障国防安全、确保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高度。2012年3月,奥巴马提议创建由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组成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作为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的概念验证性行动,增材制造创新研究所于2012年8月成立,以开放创新与协同创新理念为指导,采取联邦与私营部门1:1的资助机制、共享管理的组织模式等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其会员数量在两年时间内从成立之初的58个发展到95个,为研究所的可持续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结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遇到的问题,美国增材制造创新研究所的协同创新机制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如下启示:分工协作避免重复;发展先进制造综合能力;协同促进创新集群发展;建立市场化的参与回报机制。     

灵捷制造——21世纪的生产和管理战略

随着21世纪的来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国家开始制订旨在提高自己国家在未来世界中的竞争地位、培养竞争优势的先进计划，如日本的智能制造技术计划（IMS）、韩国的高级先进技术国家计划G－7计划、德国的2000计划、美国的先进制造计划（AMT）、国家关键技术以及灵捷制造等等。其中尤以灵捷制造最为著名。灵捷制造是21世纪的生产和管理战略，并将产生一种新的工业秩序。     

美国拜登政府制造业发展战略措施及启示

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制造业发展呈现衰退趋势，对其经济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明确了制造业对于确保美国全球领先经济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支撑作用，通过一系列举措重振美国制造业。美国白宫在国家层面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所制定的战略主要包括聚焦特定技术目标开发和实施先进制造技术，促进先进制造业劳动力发展，以及提升制造业供应链弹性。在此战略下，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制定最新跨行业制造技术路线图，由多个政府部门、研究所、高校及制造业企业组成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协同合作，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先进制造业劳动力就业及构建先进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美国制造业相关战略和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中外基础研究创新团队资助管理机制比较研究

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引领与支撑，提振基础研究是新时期国家创新行动的重点，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层面，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发展及创新人才与团队培养。选取中国、日本、德国与加拿大基础研究创新团队的典型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世界一流国际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合作研究与培训经历项目”、“中心和重大资助项目”与“合作研究中心项目”，从目标定位、申请方式、资助对象、资助年限、资助金额、团队规模、管理办法、考核方式等资助管理机制的诸多方面展开比较分析，借鉴国外经验，获得体制机制调整与变革启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主导设计的新兴产业形成障碍跨越策略研究

新兴产业在形成过程中会遇到两大发展障碍,从技术发明到原型产品产出以及从原型产品产出到产业形成。第二次“死亡之谷”跨越问题的解决方法,长期以来处于“黑箱”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主导设计的确立。重点分析了主导设计的形成动因、形成过程及其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了促成主导设计形成的策略。     

技术与创新中心在解决创新的“死亡之谷”问题中的作用——基于对英国Catapults项目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

为解决创新的"死亡之谷"难题,英国近年投入巨资建设新的技术与创新中心(Catapults)。本文从"死亡之谷"的形成原因出发,介绍了技术与创新中心在破解"死亡之谷"难题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基于已经建成的七个Catapults的实证,分析了Catapults项目实施的经济学背景以及作为公共创新政策工具的必要性,通过案例分析介绍了Catapults在实际运行中如何促进产业发展特别是促进研究商业化和创新发展,供决策参考。     

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当今世界,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源动力,产学研协同创新已成为欧美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策略。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日益激烈的综合能力竞争,我国迫切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安徽省作为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是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抓手和手段。为了充分实现安徽省高校、科研院所与实务部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必要利用财税政策进行有效激励。     

美国金融危机成因分析及对中国的警示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场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波及至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封全球尤其是西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短期内升级为全球金融风暴。中国目前正处于资产价格上涨、信贷投放过度的经济环境之中，美国的金融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本文通过描述此次危机的发展脉络，在分析美国金融危机背景的基础上，从强化房地产按揭贷款业务风险管理，审慎推进资产证券化等六个方面得出了对中国的警示。     

新型研发机构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作用探析——以瑞士比尔创新园为例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的影响下,产学研管理体制不健全、合作行为短期化和形式化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推进。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加速推动“科学”向“技术”转化,对科技治理体系形成一系列新挑战。为了跨越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死亡谷”,国外创造性地发展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和成果转化的关键支撑。本文剖析了构建新时代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在成功借鉴瑞士比尔创新园全链条创新服务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旨在解决此次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在不断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最大限度的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该法案是近年来对美国未来金融业发展以及金融机构监管较为深远的一项改革法案。它将给中国金融市场提供有益的借鉴,要求我们既要尊重金融市场化发展规律,推进金融创新,加强市场透明度,同时也要在统一监管方面做足功课,并积极促进国内监管改革向国际接轨。     

Punitive Entanglements: The “War on Gangs” and 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Penal Apparatus in the America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xport-import business of penal policies that accompanies the “war on transnational street gang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merica. It argues that far from being a unidirectional export of punitive politic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Central America, many of these punitive exports travel “back home”. This creates transnational punitive entanglement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contingent convergence of punitive geopolitics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guise of a transnational penal apparatus that integrate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military forces, securocratic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national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into a functionally cohesive but decentred trans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engaged in a multilayered punitive containment of transnational street gangs across the Americas.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利用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针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创新”范式进行分析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加以检验。结果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驱动并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创新动力，即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更强，对于非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界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在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财政科技支出在驱动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但在衰退期创新增益并不显著。此外，政府激励结构是影响财政科技支出效力释放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果被限制；在“为创新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能够充分发挥其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合理规划财政科技支出、完善政府激励体制构架提供实证依据。     

金融支持路径对风电产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

寻找有效的金融支持路径对我国风电产业突破技术瓶颈具有重要意义。以风电产业为研究对象,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金融支持与技术创新间的长期及短期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应用典型相关分析对金融支持与技术创新的具体关系进行讨论。研究表明：金融支持与技术创新间存在长期正向均衡关系,当技术创新水平偏离均衡状态时,误差修正项的反向修正机制可使其恢复到长期均衡;政府补贴对代表技术创新产出的专利数有正向推动作用,银行信贷额对研发支出和固定资产投入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股票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     

美欧创新型国家评价体系分析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创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构杨,其指标"经济绩效"和"创新能力"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欧盟推出《创新联盟记分牌》,旨在发现欧盟成员国研究和创新体系的相对优劣势,帮助成员国认识自身实力,集中力量提高创新绩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推出《全球创新指数》,强调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成果的测度和评价。国外创新测度对于我国开展创新型国家评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创新型国家测度的关键是创新绩效测度,应以事实型数据为基础,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评价指标和体系。     

A mark II survey and critique of future research teaching in North America

In 1970, an initial survey was carried out on teaching futurism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based on forty courses that could be located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December 1970). During 1971 and 1972,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primarily by a replicated questionnaire, on approximately 200 courses in North America; this was reported on to the Third World Future Research Conference in Bucharest (September 1972) indicating major changes that had occured over the two-year period in the field. Six generalizations were made: (1) Futuris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stitutionalized as more and more courses are being “futuriz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2) Learning/teaching interaction tends increasingly to employ innovative or “futuristic” techniques. (3) Much influential and seminal work in future research is not made by “futurists” per se, but enters the field from outsid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s analysis, gaming, model building, etc. (4) Interdisciplinary future-oriented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problems may be adding a new dimension to human capability. (5) There is still much froth and nonsense in “futuristics”, but can future research be truly innovative without such imaginative inputs? (6) Future research may turn out to be merely a subset in the policy sciences, i.e., delivery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