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相对贫困问题研究

西藏易地扶贫搬迁涉及26.6万贫困人口,生存空间的改变给搬迁人口带来一系列影响,由于思想观念传统、人力资本失灵、社会关系网络缺失、安置地经济带动作用小等原因,搬迁群体贫困特征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由显性贫困向隐性贫困转变,由生存型贫困向发展型贫困转变,由整体型贫困向分散型贫困转变。文章认为需要更加关注社区治理,并从安置地经济发展和搬迁家庭人力资本两个视角,提出了增量扶贫和流量扶贫相结合、思想扶贫和能力扶贫相结合的防治对策。     

2020年后中国贫困性质的变化与贫困治理转型

2020年后中国贫困性质将发生变化,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而设置的贫困治理方案需要随之而调整。基于相对贫困基本性质的判定,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应重点关注两个议题:如何处理好与以往贫困治理战略经验的关系;如何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目标而同步调整贫困治理战略议程。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应以普惠性贫困治理制度、综合性贫困治理体制结构和差异性贫困治理政策的设计为转型方向。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转型应将顶层设计和微观治理相结合,以实现贫困治理战略的整体性推进。     

国外城市贫民窟改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对贫民窟的界定和全球分布情况做阐述的基础上,研究了国外城市贫民窟的改造途径,发现其改造主体多从以政府为主导,向政府、居民、社区和私人企业等多主体转变;在"住房战略"演变方面,从清除贫民窟、住房供应,向提供环境和服务、居住权保障和贫民窟的升级改造等方向发展。最后,指出当前我国城市棚户区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贫民窟改造方式,应将我国棚户区改造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当中,并采取多主体协作,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旨在消除贫困。     

贫困治理转型中社会工作参与普惠金融的作为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将会出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整体区域性反贫困向以个体和家庭为主体的精细化反贫困转变，从解决生存问题的绝对贫困治理向解决发展问题的相对贫困治理转变，从减缓贫困向预防贫困转变，从脱贫攻坚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系统性任务转变。这些转变对我国贫困治理以及普惠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普惠金融在以往的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和瓶颈，深刻制约了其反贫困实效。因此，要想提升普惠金融的反贫困效能，需要将金融服务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社会服务，因其在价值追求、理论视野和方法技巧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可以在推进普惠金融反贫困中发挥一系列重要作用，如测量评估和精准识别服务对象，提升金融能力与素养，增强农民人力资本，协助开发针对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     

收入转移对中国城市贫困与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利用14个城市调查资料的测定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在10鬈左右。高失业率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造成城市贫困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收入转移、特别是公共收入转移对减缓城市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作用。在快速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扩大和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对治理城市贫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精准扶贫框架下的城市贫困治理

贫困问题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难题,亦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大事。我国为响应全球治理贫困的需求,同时为化解国内严峻的贫困形势,2013年在农村地区开始实行"精准扶贫"战略,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反观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不仅缺乏精准化救助理念与形式,而且在治理主体与体系方面也缺少精准性,为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也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分析精准扶贫对城市反贫困的契合基础上,欲运用精准扶贫作为指导,从救助理念、形式、主体、体系这四个方面进行精准化设计,实现精准性城市贫困治理。     

基于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视角的我国城市贫困原因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稳定大局,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角度出发,结合甘肃省具体情况,对我国城市贫困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近十年城市贫困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通过2005-2015年期间的期刊文献和学术专著,对城市贫困的特征、成因和治理对策进行了梳理,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文化性"贫困:关于我国城市贫困的社会学思考

“结构性”贫困是我国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初始原因,当城市贫困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并呈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时,单纯地从结构性解释城市贫困的成因,治理贫困是不恰当的,应充分考虑城市贫困中“文化性”贫困因素的作用。“文化性”贫困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本身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反贫困思路重建

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政策以物质贫困论为基础，以政府行为为主要治理手段，以社会救济为政策核心，因而其扶贫的效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文章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时城市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手段和途径进行反思，提出缓解贫困的新思路。     

贫困农村教育异化对个人和社区发展的影响

教育物质资源的匮乏是贫困农村教育的外在贫困，贫困农村教育的贫困还包括着教育的内在贫困，后者主要是指升学主义主导的贫困农村教育目的的异化，即贫困农村的教育既没有为受教育者提供应有的生存发展资源，也没有为社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资源。在导致贫困农村教育目的异化的多种原因中，有两个原因应该引起注意：一是农村教育没有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二是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出现以教育“城市化”取代了教育现代化的现象。推进教育现代化是贫困农村克服教育异化的基本路径，但贫困农村的教育现代化不是农村教育的“城市化”，而是贫困农村教育的“现代农村化”。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贫困性质变化及2020年后反贫困政策前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取得了突出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梳理中国反贫困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发现新时期贫困性质发生了明显转变: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由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转变、由物质性贫困向精神性贫困转变、由单一收入贫困向多维贫困转变,且老龄化导致的贫困成为新的贫困问题。针对2020年后的反贫困问题,提出继续推行开发式扶贫解决能力贫困、坚持对特殊贫困人口采取精准滴灌式扶贫、注重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协调统一等建议。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分析与对策研究

城市下岗职工的贫困,下岗职工集中居住形成的贫困区,由老工业基地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构成的贫困城市,是我国特有的城市贫困问题。为解决“当代贫困”,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政府应承担起对“贫困城市”的援助和对“贫困居民”的救助的基本责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产业开发指导等,遏制并逐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政府的贫困治理能力及其提升路径

贫困治理是现代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贫困治理能力由结构优化能力、制度保障能力和机会创造能力三个要素构成。在新阶段贫困治理实践中,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加强贫困治理制度建设以及关注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是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一部研究山区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拓新之作

2020年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201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武陵山农村贫困的形成机理与治理研究——以恩施州为例》,作者谭贤楚教授以恩施州为例,基于问卷数据和田野考察的实证研究方式,探讨了山区贫困人口的形成机理及治理机制,是一部研究山区农村贫困形成机理与治理的里程碑之作.该项研究一方面注重把握贫困研究的前沿理论,强调运用实证方法科学认识贫困问题及其成因;另一方面,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针对贫困问题治理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该项研究不仅为山区贫困问题提供了较好阐释,还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带来了积极启示.     

城市社区治理与中国的实践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阶段,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重塑变得尤为重要。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与演变可概括为: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自治型社区治理三种模式。针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状况,提出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即:社区治理主体由单一化(政府)转变为多元化(政府、社区组织、其它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居民),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变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转变为信任与互惠关系的社区治理理性取向。     

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

城市治理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根据城市自身的历史情况和现实问题而确定的.各类城市治理模式的产生都有其原因与背景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城市政府的职能转变的结果.我国城市经营治理模式的产生,就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提出的要求,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导致城市经营产生的实质.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我国未来城市的治理模式,必将从城市经营的治理模式向顾客导向型的城市治理模式转变.这是一种现实的、比较好的选择.     

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的主体，实质及治理

中国目前的城镇贫困以贫困职工群体为主体，其实质是一种失业型贫困，而且归根到底是一种再生性贫困，中国经济 的城镇贫困的治理，主要应侧重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河南省城市持续贫困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①

本文认为，随着城市贫困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城市持续贫困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而持续贫困表现为贫困的代内滞留和代际传递。文章基于郑州市贫困人口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城市贫困的代内滞留和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解释了城市持续贫困的原因，并进而提出了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重视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贫困的影响以及重点解决固定化的长期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发展权保障理念下我国社会救助的制度转型

我国现行以生存权保障为理念的社会救助制度,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它不能从根本上使贫困群体脱贫解困,无法顺应贫困主体结构变化的需要,难以实现助人自助的根本目标。发展权保障理念的引入,将极大弥补生存权保障理念的不足,并由此推进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在保障基本生存的基础上从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转变。应当从生活救助到注重能力救助、从消极救助到积极救助、从补救性救助到注重预防性救助上实现我国社会救助的制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