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罚解释应以实现刑法正义为目标,保障刑法解释的确定性,在法律规范文字可能的字面含义之内,以整个法律体系内作系统理解为标准作出最合理,最客观的解释。本文旨在从刑法解释客观性涵义及影响刑法解释客观性的因素出发,来探讨如何实现刑法解释的客观性。     

对刑法中违法所得的理解及研究意义

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对于什么是违法所得,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法学理论界各持己见,没有统一认识,目前理论界对违法所得的观念主要有犯罪所得说、一般违法所得说（非犯罪所得说）、犯罪所得和行政违法说、非法所得说、违法犯罪所得说等。     

论追溯保险的合法性基础及构成要件

一、追溯保险对传统保险之挑战追溯保险（retrospective in-surance）始于海上货物运输保险。英国具有悠久的海上保险历史,以往通讯设施不发达,船舶出海后往往经年累月,通讯艰难导致对船舶是否遇险不易明确,于是当时在英国海上保险单中普遍写入一个＂无论是否发生损失＂条款（lost or not lost clause）,规定保     

遏止、打击涉税洗钱犯罪的措施及建议

（一）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迫切需要。因此,适时拓展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应把涉税领域的犯罪行为纳入到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之内。以适应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也可为全面打击涉税洗钱犯罪行为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     

对我国票据无因性制度的再思考——兼论《刑法修正案(七)》第五条对我国票据无因性立法、司法的影响

票据作为支付、结算、融资的工具,流转是其生命的基本过程,因而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流通的灵魂。但是我国票据立法对于票据无因性基本采取了消极的立场,对票据的原因关系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而票据实务中却存在突破我国现有票据的立法的冲动,例如无真实交易关系的"票据买卖"案例大量涌现,因此票据立法与现实的冲突成了当前司法难题。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五条将票据无原因关系的非法贴现支付结算行为纳入犯罪,进一步对我国票据无因性制度的构建形成冲击,在刑法介入的状态下需要重新对票据无因性进行思考,以便既能保留票据无因性制度,又能稳定我国的金融市场。     

论网络财务报告在我国的可行性、困难及对策

网络财务报告是网络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现在国内对网络财务报告的系统研究还较少。本文通过讨论网络财务报告的概念、特点,以及国内外网络财务报告的比较,对目前网络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税收契约的源流嬗变:类型、效力及实施机制

从社会契约角度分析,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本文以税收契约的内涵和本质为切入点,把税收契约科学划分为法定税收契约与交易税收契约两大类型,并深入研究两类税收契约的效力及实施机制,以便挖掘税收契约的理论价值,为税收契约的优化奠定理论基础。     

商业秘密刑事条款与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

近年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条款被频繁修订,《刑法》中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条款和司法解释却没有随之更新。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如何适用,两法如何衔接,成为当下的严峻问题。新《反不正当竞争法》改变了商业秘密的定义,增补了行为方式,《刑法》尚能应对,但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标准过低,必须通过特别规定来解决。形式上有多种可能性,内容上要把握慎刑和谦抑原则,在划清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边界时要正确把握刑法的独立品格。具体说来,由于商业秘密涉及国家安全,要对有涉外因素的行为加重刑罚;对不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质和量的区分,并与侵犯财产罪严格区分。另外,侵犯商业秘密的入罪标准“重大损失”过于单一、认定困难,建议增加“其他严重情节”。     

论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民刑交错视角下的法益保护论探讨

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可从“刑法解释论”和“刑法立法论”两种路径进行探讨。“刑法解释论”探讨路径以现行《刑法》罪名体系为出发点,主要任务是揭示哪些罪名的犯罪构成之设置是以“数据权益”为规范保护目的;“刑法立法论”探讨路径是在刑法立法层面上探讨立法者为在刑法政策上实现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这一目的,动用刑罚禁止何种行为类型才具正当性的问题。然而,两种探讨路径都将依赖于“数据权益”的内涵确定以及法益格的认定问题,换言之,是刑法法益理论在数据权益刑法保护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民法典》第127条并非是关于数据的确权性规定,且在民法理论界关于数据权益的法律属性存在诸多争议的状况下,“数据权益”内涵不明、法律属性不清导致其并不具备作为刑法保护客体的“法益”格。当前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类法益保护模式探讨路径,是对刑法法益保护方式的误读,并未触及“数据权益刑法保护”之规范层面问题的实质。“数据安全”法益观的探讨路径则不仅混淆了现象层面与规范层面上的“数据犯罪”概念的界分,也由于没有论证“数据安全”如何能够构成刑法的保护法益,而导致结论过于武断。在理论探讨上,应该明确作为行为客体的物理层面上的“数据”概念与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层面上的“数据权益”概念之间的区别,据此明确“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在规范层面上是否构成新问题。     

论网络金融欺诈犯罪的刑事规制研究

网络金融欺诈犯罪是网络信息技术与现代金融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未来金融业务发展的目标模式之一,网络金融交易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但金融手段的更新给传统的刑事法律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刑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通过构建网络金融欺诈犯罪的刑事法律体系,维护金融交易的有序进行。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评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     

刍议“逃税罪”案件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实施,偷税罪被逃税罪取而代之。本文分析了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并对逃税罪进行了法律解释,提出了行政处罚前置是符合逃税罪立法与司法实践应有的程序选择。     

犯罪参与理论的讨论范式及其转换

晚近四十年来,我国基于刑法“共同犯罪”一节展开的学术讨论,先后存在着以下四种范式： （1） “分工分类／作用分类”;（2） “限制的正犯概念／扩张的正犯概念”;（3） “区分制／单一制”;（4） “共同归责／单独归责”。立足于归责视角的讨论范式在出发点上相对合理,但在落脚点上对我国刑法“共同犯罪”节的体系归属产生“误判”。不论是从我国刑法第25条以下的规定还是从学说体系的缜密程度而言,采取单独归责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均能够为犯罪参与的认定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类型化区分

刑事诈骗是民事欺诈中的严重部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刑事诈骗的行为类型多样,具体构造也存在一定差异,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结合诈骗行为的具体构造展开。交易型诈骗中,作为交易对价的基础事实是否存在对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具有决定意义。使用型诈骗的场合,应重视对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的用途和资金走向的考察,以确定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成立。财物用途和资金走向无法查清的案件,不能简单地认为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资格型诈骗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同时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特定资格以及财物的具体用途。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区分还要注意欺诈事实是否属于核心或者主要事实以及欺诈程度等。     

省际边界、方言边界和一价定律

逐步打破和消除市场分割,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及优化资源配置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使用1998-2010年123个地级市的月度价格数据,在一价定律框架下分析了27种服务品的短期价格偏差与省际边界、方言边界的关系。研究发现:(1)教育、医疗服务存在显著的省际边界效应,而其他服务的省际边界效应较弱;(2)教育服务还存在显著的方言边界效应,其中小学、初中、高中学习阶段的方言边界效应系数显著;(3)在考虑了样本异质性和样本选择偏误后,结果仍然稳健。上述研究结果反映出依附于行政边界的户籍制度通过影响教育、医疗受益性增加了劳动力省际转移的隐性成本,而地区间的方言差异通过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阻力。     

从反垄断法的公法性质论其立法修改及完善

反垄断法被誉为经济宪法,根本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其采用行政执法的方式,严重违法垄断行为者将承担强制性的法律责任,因此,反垄断法是一部公法性质很强的法律。而我国反垄断法就公法性而言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严重垄断行为刑事责任的立法不足,行政执法程序中体现公平正义的听证程序的缺失,以及公益诉讼的立法空白。为实现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我国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在刑事立法、听证程序和公益诉讼方面不断完善反垄断法。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范畴与本质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也被称为水平效力、私人效力、基本权利在私法或私人法律关系中的效力等。第三人效力是指,基本权利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对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实践中,公私二元划分是第三人效力探讨的基础;基本权利客观法属性是第三人效力的规范范畴;基本权利人类图像与自由权的多重面向是第三人效力的价值范畴;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是第三人效力的义务范畴;基本权利取向解释是第三人效力的方法范畴。第三人效力具有体系正义、规范正义和个案正义的诉求,本质上是涵盖不同范畴的结构性效力。提出第三人效力的目的在于国家通过干预社会和消解社会不公正,为私人主体创造秩序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