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军队的得失

大革命的一系列胜利,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军队的正确指导有着密切关系;它的最终失败,也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军队的失误紧密联系在一起。探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军队的得失,对于全面了解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如果说,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是共产国     

"枪杆子"与"笔杆子"——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逻辑及文明意义

"领导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在欧洲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领导权,有列宁和葛兰西两种模式,分别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市民社会阵地战.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是"军绅政权"及其离心结构.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到1942年间进行了构建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探索.革命领导权包括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核心逻辑,强调"枪杆子"与"笔杆子"在自我改造基础上的再结合:"枪杆子"接受文化教育,"笔杆子"深入战斗生活,在文武结合的同时更与实践经验结合,真正成为革命政党指挥下的"两支军队"."文武双全"领导权的文明意义在于,既满足了 20世纪早期中国对于解放政治的历史诉求,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解,更隐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分析——以"对日新思维"为例

"对日新思维"在战后中日关系的政治史或思想史上并无其自称的"革命"意义,它不过是对日本既拒绝承担战争责任而又追求经济扩张利益之"蔑视中国观"、"市场中国观"的公然承认和理论化传播.这种承认和传播造成了表面化的中国对日外交被动和国内政治紧张,乃研究国际政治思潮后殖民状况最直观、最具启发性的实证.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历史连续性的揭示,对帝国精神与后殖民依附性话语关系的批评,无疑是中国文化自觉和主体性重建的必要知识过程,也是直面中日关系问题的契机.     

战后东亚秩序的“帝国”结构原理:从“阵营对抗”到“正常化”

"钓鱼岛问题"危机化带来了互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话语斗争,但东亚的"秩序论"实证知识前提缺位。帝国主义军事殖民被世界大战终结,战后东亚是"阵营对抗"模式的"新帝国秩序"。美国通过政治、知识对话在日本确立"美国信仰",发展出成熟的制度化同盟。"一边倒"的中苏同盟基于普世价值信仰,但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欠缺把国家失败的历史真相转化为知识思想的改革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苏联信仰"消退后中国就不再忍受"社会帝国主义"压迫;美国乘机通过遏制苏联、控制日本的战略对话把中国纳入了"正常化"秩序。"美帝国"权力扩张带动日本"帝国精神"复活,战后中日关系遗留的战争责任和领土处置问题反复发作,美国则利用来强化日美同盟,构成压迫中国的象征暴力。无知于这种战后国际传播能力竞争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东亚秩序的现在和未来。     

叛卖还是忠诚——评罗易将共产国际紧急指示送交汪精卫的动机和后果

1927年2月,罗易作为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带着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参与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1927年7月则夹着共产国际的调返令心灰意懒地归回苏联。对他本人来说,他在中国半年时间里所作的一切,似乎只足以构成他被清洗出共产国际的一个罪状。此后,罗易在     

国际革命背景下的基层动员:以中东路事件前后的满洲省委为例

1929年7月,中东路事起。在奉张当局与苏联关系日趋紧张乃至兵戎相见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曾计划乘此时机动员基层员工,继而扩大中共在当地的活动声势与组织规模。较之关内,背靠苏联的中共组织在东北地区理应拥有更多的动员优势。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满洲省委非但未能获得共产国际或联共的及时援助,反而受其所累,甚至使整个运动陷入停滞。造成此状况的缘由除了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存在缺乏沟通渠道、信息传递迟缓等细节因素外,更隐含有国际革命与地方利益认知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     

张太雷在建党初期发挥的独特作用 ——对其担任鲍罗廷翻译的背景、原因和作为分析

张太雷,常州中共"三杰"之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多重身份: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第一个中国代表、青年运动的领袖、多位苏共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和助手,用其短暂的生命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在颠覆式创新中如何跨越"死亡之谷"?

颠覆式创新是美国战后保持其世界领先科技强国优势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在颠覆式创新过程中,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产业界资助的应用性研发之间存在着一条由融资真空带所导致的"死亡之谷",使得大量基础研究成果无法实现商业化.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美国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局限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是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商业化过程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创建多种混合公私资源的杂交型创新机构,吸引和激励大量私人资本共同推进基础研究的商业化,在信息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今,迈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在战略上提出要发展颠覆性技术,增强本国原始创新力,但长期以来,基础研究与生产相脱节、商业化率低一直就是中国科技创新中的"老大难"问题,美国颠覆式创新的投融资机制不仅为中国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且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化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世界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本文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演变的视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历史事件.1840年以来,中国被纳入西方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并外围化.清末民初,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被锁定于此体系之中,中国无力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俄国革命胜利,使得这一世界体系局部崩塌;共产国际成立,构建了 一个反抗性的革命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生发于其中,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毛泽东的历史意义则在于自觉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此体系中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以世界性思想和组织资源构建内生性的中国革命力量,此为革命胜利之本.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战后，美国对华的政策经历由“扶蒋溶共”到“援蒋反共”的转变过程。这种政策实质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或附庸国，在亚洲抗衡苏联。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对华的不同时期政策和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由“可以公开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但仍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到“有时也可中立美国”的策略思想、再到宣布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这种策略的灵活运用，有效地限制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范围和程度，掌握对美蒋斗争的主动权，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

1950年中至1951年中这一年在梁漱溟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思考中占有着特别位置,有着特别的思想认知价值.本文聚焦1950年、1951年这两年梁漱溟思考中的种种曲折,正是欲通过细致进入这些曲折、细致厘清其所以曲折,一方面正面呈现这些曲折中包蕴的思想、理论、历史理解意涵,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对这些开显出的思想、理论意涵对现代中国革命理解所具有意义的定位,指出:我们现在通行的很多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流行解释,实会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这一充满着呕心沥血精思、苦试的丰富历史的真正进入与掌握,当然也就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的思考、实践经验的真正理解、把握、评估,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把这些经验发展为它本该成为的——我们知识、思想、实践可以不断回到其中去漂洗、辩证、打磨、淬炼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田野.     

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

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九一八”的世界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九一八”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且与现代中国奠定国基的历程息息相关.本文尝试重新理解作为世界史事件的“九一八”,揭示中日战争对共和国政治品质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战后日本的历史衍变,即可发现“大日本帝国”名亡实存,自晚清直至当下,它始终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为了看清战后格局的实质,本文论述了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以此折射出百年来中日问题背后的现代性危机.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教育”,导致日本一再罔顾道义.只有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才能真正避免“大日本帝国”卷土重来.     

中东石油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意义

中东地区跨居欧、亚、非三洲,自古以来为东西方交通要道,有陆上“桥梁”之称。苏彝士运河开辟后缩短了东西方的航程(从英国到波斯湾缩短了4,500英里),更加强了这一地带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英、法两国历来以该地区为控制和掠夺殖民地、附属国的生命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势力逐渐渗入该地区,战后美国进一步在该地区扩张势力,排挤英、法,力图垄断那儿的石油资源;同时,并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准备进攻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中东是世界上石油蕴藏最丰富的一个地区.目前石油是一种主要的动力原料。五十年前,石油发动美国动力总量的10%,目前则达4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动力原料中,石油逐渐代     

特殊环境下优秀青年革命者的信念和担当 ——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翻译的背景、原因和作为分析

张太雷,"常州三杰"之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多重身份: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第一个中国代表、青年运动的领袖、多位俄共(布)(1925年12月后改名联共〈布〉)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和助手,并领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内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当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用其短暂的生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透过他短暂的一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人民的处境、革命者的信仰和实践行动.本文基于张太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翻译期间的多重身份和具体活动,分析其所处环境,阐释一代优秀青年革命者的信仰和精神.     

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

鄂豫皖苏区富农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革命场域民众动员需要有莫大关系,而不同时期富农政策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又会形成相异的中共与富农博弈情况。总体而言,中共在乡村与富农总的博弈轨迹是,前期中共动员农民,包括联合富农打击能够拉动农民心弦的革命组织敌人豪绅地主、贪官污吏等,后期随着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富农政策转变,同时也为满足民众动员的需要,中共逐渐从联合富农走到联合、动员贫雇农、中农打压富农上面来。因此在整个鄂豫皖苏区革命运动中,中共与富农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半合作到富农抗争及全面受控的过程。纵观该革命场域不断“左”倾化的富农政策及其实践造成的中共与富农相异博弈关系,透视出苏维埃乡村革命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策略并不精细,此时还是一种全赢全输的排他性零和博弈。     

范式之争、中国经验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

历史重大经济事件都导致了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程度的创新,如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革命、滞胀与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等.而苏联范式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范式阐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无能为力,说明中国经验必将催生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提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基本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中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紧紧抓住实践和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系统阐述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具体分析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科学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论的根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

1946年至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北方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所谓“翻心”的实践。本文集中考察这场革命武教化运动过程中以“主人翁的自觉”为政治旨归的言说与权力运作。从普通农民的思想“障碍”出发，文章引出围绕“思想”展开而以发动与领导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实践。以“苦”这一革命教化在广大乡村中的主要经验着力点为轴心，文章着重分析思想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诉苦”（及“解苦”）实践与“访苦”（及“引苦”）实践。关于土改“翻心”的经验考察揭示出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即突出“心”、“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翻心”可谓未来共和国的革命政治文化之滥觞。同时，它也揭示出现代革命实践与关注心术与教化的中国传统之间的深刻延续性。     

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

抗日战争时期,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领导反战运动,中共具体认识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的"日本人民",这是"中日人民友好"思想的历史原点。野坂参三还为中共开创了正式的日本研究,所培养的专业干部也成为新中国对日工作和日本研究的骨干。因此,新中国的"人民外交"和中日友好事业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国际主义"人民历史"的延续。但战后美国单独占领和保守政治统治下的日本存在的是"日本国民"而不是"日本人民",基于意识形态性的"人民"日本观的对日外交政策难免受到挫折。     

美资警惕被"内部"瓦解

在<境外资本在中国社会中的融入度研究报告>中,美资企业获得的总体评价最高,是在中国融入度最好的外资企业.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造就了数目众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他们是在华美资企业的主导力量.这些跨国公司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具有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丰富的跨国经营经验.而且美国又是公共关系理论的发源地,美资企业很注重沟通与宣传,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再加上相对自由、开放、平等的美国企业文化特点,使得美资企业成为许多雇员心目中理想的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