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边界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模式的影响

在企业技术能力直接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今天,研究型合资企业（RJV）和R&D两种创新研发模式在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政府也广泛使用补贴政策来促进企业组建RJV或进行R&D研发活动。将技术外溢率变量引入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研发模式下政府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及补贴政策介入的界点,并结合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与判断。结果表明,能否实行政府补贴政策取决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率与RJV组建成本,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与建议。     

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研究 ——供给侧—需求侧视角

利用2013-2016年中关村园区企业数据,将创新划分为创新倾向、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以政策供给侧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及需求侧的政府采购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供需两侧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政策支持对技术创新存在激励效应,供给侧政策对创新倾向的激励效应最强,而需求侧政策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不同的科技政策组合形式均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并且科技政策组合对技术创新存在协同效应。     

R&D投入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

政府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导力量。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具有间接影响,但并未深入探讨其作用机理。从中介效应视角探讨了政府R&D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R&D投入在政府R&D投入与地区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支持诱导效应理论。     

战略性R&D补贴、自主创新与我国汽车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以加入WTO后中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自主创新评价指数、皮尔逊相关系数对战略性贸易政策中R&D补贴政策、自主创新以及我国汽车产业结构之间进行经验性、相关性及回归分析。研究发现R&D补贴政策与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十分显著;战略R&D补贴及企业自主创新对市场占有率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并对汽车的市场垄断集中度有分化作用,优化了汽车产业结构。我国政府应当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R&D补贴,进一步优化政府R&D补贴结构,完善创新激励制度,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双重影响下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研究

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不协调问题影响了高校创新绩效。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7个省份高校面板数据，运用路径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对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校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结合科研产出与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创新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科研产出绩效提升，但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非线性特征。其中，创新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具有负向影响，而科研产出绩效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说明存在一定程度的科技成果隐性转化。科研结构对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存在分异，集中作用于科研产出阶段，说明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一致性和竞争性依然存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发挥创新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目标的正向引导作用，在政策层面关注科技成果隐性转化，强化科研方向转移与创新要素配置的作用。     

上海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箱优化研究

上海科技创新的政策内容已经涵盖了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和中介等各种创新参与者，涉及了创新链的各个方面，包括了多元化的政策工具，如财政、金融、税收、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等，基本形成了领域广泛、类别齐全、工具丰富的政策体系。本文对上海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箱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了科学深入的分析，剖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从政策供需度、适用性、衔接性三方面提出了不断完善上海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箱的建议。     

中国企业R&D补贴策略:补贴阈限、最优规模与模式选择

R&D补贴是当今世界各国推进本国创新、参与全球技术竞争、占领技术前沿制高点的重要产业政策,但关于适宜采用R&D补贴的经济阈限、R&D补贴的最优规模,以及实施R&D补贴的有效模式等核心问题依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鉴于此,本文从技术外溢视角出发,将R&D补贴嵌入到R&D竞争框架内,构建理论模型系统阐释R&D补贴的上述相关问题,同时使用产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给定技术溢出水平,只有当其他经济条件处在补贴阈限内时才需要R&D补贴;当需要补贴时存在一个最优的R&D补贴规模;R&D补贴绩效会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发生反转;"普惠式"补贴与"竞争式"补贴有各自的优势区间。中国的R&D补贴总体有效,高技术产业的补贴绩效尤为显著;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资的带动作用要优于直接的财政补贴。     

上游企业R & D投入的纵向协调机制与政府补贴策略研究

企业R&D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政府补贴则是影响企业R&D行为的重要方式。在近年来政府R&D补贴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研究补贴策略以有效促进创新。产业链纵向协调也会影响R&D投入水平,从而影响技术创新。针对上游企业R&D投入的产业链结构,考虑两个技术结构变量的作用,通过构建4个分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各阶段产业链R&D投入的纵向协调机制和不同R&D组织方式下的政府补贴策略。     

创新科技政策时滞效应研究

创新科技政策传导过程存在时滞效应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通过整理2009-2016年相关数据并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法对创新科技政策（人才激励、研发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服务外包）效应外部时滞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科技政策的时滞导致政策效果无法得到充分、及时的发挥。不同的创新科技政策工具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时滞期。政策外部效应时滞发生于企业判断政策—确认政策—吸收政策—执行政策—创新产出这一过程之中。     

面向企业创新创业的政策工具效果研究

企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落实的重要载体。在对国家及地方一系列“双创”政策文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筛选与企业创新创业密切联系的8个主要政策工具,通过278家企业有效调查问卷及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三权”改革、发展科技服务业、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等政策工具效果显著,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各类“双创”孵化平台和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等政策工具效果不明显,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创新创业呈现负相关关系。分析了引致不同“双创”政策工具效果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层面—目标—工具三维框架下我国协同创新政策变迁研究

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协同创新合力，而协同创新产出具有“公共—私人”双重属性，其决定了政府应扮演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角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界定协同创新政策干预的适度边界，进而从层面—目标—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我国协同创新政策变迁过程。结果发现，现有协同创新政策发展脉络内含在科技体制改革发展中，3个层面政策呈现“橄榄型”分布、多元化目标明显、工具上环境面为主供给面为辅等特征。最后，进一步提出未来协同创新政策体系设计需要克服的五大问题并给出相关建议。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科技服务业政策量化评价:辽宁及相关省市比较

对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评价有助于科技服务业政策优化和改进,运用国内新兴的PMC指数模型对辽宁省科技服务业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以及2012—2020年我国68份典型科技服务业政策文本高频词,构建科技服务业政策评价指标模型,以辽宁省科技服务业政策为核心,构建辽宁省与相关省市样本对比框架。研究发现,辽宁省科技服务业政策存在政策对象认知不清晰、政策工具使用不全面、政策机制构建不完善等问题,对此提出相应优化路径。     

基于关联数字矩阵的科技创新政策传导路径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传导系统是一个动态复杂性反馈系统，基于关联数字矩阵对政策传导系统路径进行量化研究，综合考虑政策输入变量—政策过程变量—政策输出变量的整个过程，建立科技创新政策传导模型，结合关联数字矩阵反馈复杂性、系统动力学和政策科学，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传导系统因果关系图，并根据政策工具的划分解析人才、税收、研发、政府采购、服务外包5类政策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科技创新政策传导系统存在87条正反馈环，无负反馈环，其中主导反馈环45条；②通过关联数字矩阵最终得到14条政策独立主导传导路径并明确各个路径的数量、长度和极性，其中，8条路径都存在延迟效应；③人才激励在政策调控促进创新和发展中占比较大，具有重要地位，服务外包政策紧随其后，两类政策工具对政策调控效果具有直接显著作用，而研发补贴政策对目标的调控最缺乏活力。     

基于PSM-DID的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激励效应研究

随着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科技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科研经费“包干制”对于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对于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较为欠缺。基于实验经济学研究思路，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采用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对中国实施科研经费“包干制”产生的政策激励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实施对科研人员工作满意度起正向调节作用和正向激励作用，“包干制”政策初步体现出较强的激励效应。未来在科研经费“包干制”实施中应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适度提高间接费用比例、健全柔性化科研经费管理体系、加强部门间协同与沟通、建立人性化监督审计机制，充分发挥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对科研人员的政策激励效应，促进科研绩效不断提升。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综述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撑。综述了我国知识创新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创新政策、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政策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与科技决策机制创新研究现状,指出了我国创新政策研究的不足及其今后努力的方向。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