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

本文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的现时状况、改革历程、问题根源与改革方向进行了全面回顾与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由于承担了政策性负担而丧失了“自生能力”，而金融体系由于承担着为国企服务的任务，所以也变相承担了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中国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先剥离它们的政策性负担，然后再着手解决内部治理机制问题。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杨培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１９７８年８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改革银行的建议》以来，已经经过十五个年头。这是金融体制改革奋勇前进、神速进展的十五年。现在金融体制已经进入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年代。四十多年来银行经历了三...     

金融体制改革——经济改革重心的战略性调整

我国国企改革在投资需求方面,没有形成有效的融资机制,在经营机制转换方面较为困难。国企改革难题背后隐藏着的金融症结是银行业的改革严重滞后及证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要实现国企改革,就必须使银行业市场、证券市场与国企改革三位一体,实现国有银行的产权重构,全面推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同时必须彻底改变国有企业相对单一的融资渠道,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阶段研究

本文尝试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行阶段性研究,力求在纵的和横的两方面得到清晰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更深层次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据此对中国金融的未来政策取向有所预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次大会,系统总结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经验,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这一新的体制,离不开金融体制的配套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深入领会党的十四大精神,把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结合当前金融的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坚持改革,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金融改革开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CHINA'S RESISTANCE TO ECONOMIC REFORMS

After 10 years of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change, expanded economic activity, and subsequent economic difficulties, China adopted an austerity program in 1988. Underlying the ostensible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austerity program, however, was growing political resistance to economic reforms among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is paper puts forth two explanations. One is that the leadership misunderstands the market system, and this leads to errors in economic policy. The second explanation is that rent seeking by strategically situated groups is responsible for much of the resistance.
Because market-oriented reform makes redundant both bureaucrats and job slots for apparatchik appointments, strong resistance to reform exists at the micro level.
Two scenarios could lead to real economic reform: (i) gradual self-limit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s economic decline continues and as the costs of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system increase, or (ii) a breakdown of consensus within the ruling stratum. In this paper, the dual thesis for resistance to reform serves to reinforce the latter scenario.     

金融发展与中国跨省消费风险分担

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8年间的省级数据,考察金融发展对消费风险分担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分担程度随时间显著变化。在1978-1992年时间段上,金融深化提高了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而信贷市场发展对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在1993-2002年时间段上,信贷市场发展提高了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而金融深化降低了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在2003-2008年时间段上,金融深化对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只有微弱的证据表明,信贷市场发展在该阶段提高了各省人均居民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而证券市场发展对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的影响一直不明显。     

论中国土地增值税的改革

关于中国土地增值税的改革思路,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二:其一是取消论;其二是改革论.该文认为:应该将中国的土地增值税改造成专门应对土地投机的相机抉择工具.为证明上述看法,该文集中考察了如下四个问题:一是述评土地增值税的税制要素;二是论证土地增值税打击土地投机的效应;三是比较土地增值税与其他土地政策的功能;四是论述中国土地增值税的改革思路.     

金融中心和金融中心体系识别方法

金融中心和金融中心体系的识别是金融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也是金融地理学持续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识别方法采用规模指标、层次指标,或者规模和层次相结合的综合指标.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加之中国区域发展条件复杂、区域差距大,传统指标在用于中国实践时不能准确揭示金融中心的范围和层次.对不同金融部门跨区域配置资金模式的分析可以定性确认金融中心的范围和层级,是对传统识别方法的补充.     

JOB REALLOCATION,FINANCIAL CRISES,AND POLICY REFORMS: EVIDENCE FROM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job reallocation across Korean firms from 1985 to 2013 focusing on how the 1997 Kore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ubsequent reforms altered job flows. I find evidence that while job reallocation was moderate and acyclical before the crisis, after the crisis it substantially intensified and exhibited procyclicality. Particularly, the reshuffling of employment across firm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of different sizes significantly occurred during the crisis period. Examining job reallocation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I find that the driving forces of regional job reallocation rates depend on the local heterogeneity of industries and geography. (JEL J63, E32, R10)     

日本解决地方财政困境的改革措施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地方财政状况逐步恶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大,甚至发生因"隐性债务"膨胀而导致地方财政破产的恶性事件。针对地方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2000年以来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重建地方财政。这些措施包括:引入"财政健全化"指标体系,力图早期诊断和化解财政风险;改革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不足部分的补足方式,提高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减少中央政府担保,实行多元化融资形式;在地方政府会计核算中部分引入权责发生制,加强对存量资产的管理;推行"三位一体"财政体制改革,充实地方财政;推行市町村合并,强化地方自治体间的联合等。本文综合考虑中日两国在财政体制、政体、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提出中国地方财政风险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新金融业态风险传染典型事实及特征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从网络借贷市场搜集的718家正常平台和129家问题平台数据分析典型风险传染事件发生前后市场资金变化情况,构建模型从月度、周度两个维度研究新金融业态风险传染的特征。结果发现:风险更显著地传染至大规模、人均投资金额低的平台。风险传染期内,平台规模越大,对交易量变化的负向作用越大;平台人均投资金额越高,平台与投资人的联系越紧密,对交易量变化的正向作用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台规模与人均投资金额对平台交易量变化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风险传染期间,问题平台与正常平台在危机后的交易量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市场资金流向呈现出一定的替代效应。     

中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 和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 *

本文研究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中国主权债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样本期间内有两次大幅度的跃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跟全球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有关,但本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两个原因对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也有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显著加大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但降低了主权债务风险,而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本文的发现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在全球金融风险较高的情况下,采取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     

对外经济开放、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9-2010年间16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按照沃格勒的方法测算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然后考察各地区对外经济开放、金融危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特别考察了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外经济开放变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开放度的提高会降低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外资开放度不利于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状况有所改善;出口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会提高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贸易开放度对促进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趋于恶化状态。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税政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我国内需不足主要是由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造成的。当前国家扩大内需的财税政策也应着眼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收入分配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