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

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是李约瑟之谜的重要部分.该文将之归于地理禀赋.宋朝的地理禀赋条件对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最为不利,却反以城市工商业和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技术创新的频繁著称于世.元朝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的扩大,反使中国周期性地向农本社会倒退.自此,中国失去了本土性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

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是李约瑟之谜的重要部分。本文将之归于地理禀赋。宋朝的地理禀赋条件对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最为不利。却反以城市工商业和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技术创新的频繁著称于世。元朝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的扩大，反使中国周期性地向农本社会倒退。自此，中国失去了本土性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     

基于健康营养调查(CHNS)对地理禀赋贫困陷阱的实证分析

通过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法将多个从不同角度代表地理禀赋的指标降维成一个能够单独代表地理禀赋的指标——地理禀赋指数。将Romer生产函数与Ramsey模型相结合获得地理禀赋指数与农户消费增长率之间相关关系的欧拉方程。欧拉方程显示,当地理禀赋指数较低时,农户的长期消费增长率为负即落入地理禀赋贫困陷阱。随着地理禀赋指数增加,农户的长期消费增长率由负转正并且逐渐增加即脱离地理禀赋贫困陷阱。在实证部分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的数据验证了上述机制,并且最终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水果产业地理集聚研究: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水果产业在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相比其他农业产业,水果产业地理集聚有其特殊性,应该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研究分析了1978-2011年中国水果产业地理集聚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水果产业地理集聚特征显著,不同作物间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水果产业地理集聚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其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但近年来重又出现集中趋势;中国多数省份水果产业地理集聚特征明显,西部地区是我国水果产业的主要聚集区,且这一集聚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影响水果产业地理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禀赋条件、技术、制度与经济等,相较于其他农业产业,自然禀赋条件、劳动力成本以及交通运输成本对水果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更大.     

探讨李约瑟之谜的历史解答

在对"李约瑟之谜"进行重新定义的基础上,本文从文化约束、产权约束、发明模式、地理禀赋、人地比例五个角度解释了"李约瑟之谜"。本文认为,传统儒教文化不利于科技革命发生;明代以来对私人产权保护的侵害不利于工业革命发生;以经验为基础的科技发明模式不利于现代科技产生;我国古代末期市镇发展模式阻碍规模效益发挥,最终无法孕育工业革命;内生于古代中国要素禀赋的"劳动消耗型"技术进步方式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地理禀赋与债务结构分化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高企正在威胁中国金融系统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重要议题。本文以国务院43号文的出台为契机,采用2012—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不同地理禀赋的城市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反应。研究发现：（1）当中央政府要求融资平台债务与政府信用脱钩后,相较于地理禀赋好的城市,地理禀赋差的城市的城投债发行得到了抑制,但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非标债务却逆向扩张,最终使得其总体债务水平并未下降,甚至显著上升;（2）官员晋升压力会促使地理禀赋差的城市更显著地扩张融资平台债务,特别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非标债务,但是,一旦城市财政压力较大、土地抵押担保力度不足,则地理禀赋差的城市也难以大规模扩张非标债务;（3）债务治理后,地理禀赋差的城市的非标债务扩张行为在中央转移支付水平低的城市以及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表现更为明显,甚至它们还会显著扩张以基建投资为目的的城投债。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地理禀赋城市和不同债务的特征,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政策。     

基于地理标志培育资源禀赋型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本文在对地理标志资源禀赋型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从实施区域品牌战略、实施标准化战略、发挥地理标志产品管理行业协会的引导作用、培育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培育地理标志资源禀赋型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思路。     

中国省域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2005年～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经济地理与产业政策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的财政支持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而金融服务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2)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企业数量、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化对文化产业集聚有正面影响;(3)沿海区位与文化资源禀赋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在控制新经济地理与产业政策因素影响下,经济地理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不再显著.     

地理和禀赋的梯度变化与出口产业集聚的空间调整

文章在出口贸易条件的假定下,构建了一个包含自然地理和劳动力禀赋的基于生产者最优决策的出口产业集聚模型,以解释出口产业率先在中国沿海地区集聚的原因,并通过劳动力流动的"空间溢价"和出口运输距离来界定区位的地理与禀赋的梯度变化,得出劳动力工资与运输成本相互替代且包含集聚效应影响的均衡方程,并以此进一步对中国出口产业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空间调整和空间均衡作深入分析。     

制度禀赋与中国经济产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经验分析

文章将制度约束禀赋和生产要素投入禀赋列为对中国经济产出产生影响的两个部分.使用中国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制度约束禀赋在生产要素禀赋的控制下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技术创新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产出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且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面临着规模报酬递减的经济...     

中国贫困农村的食物需求与营养弹性

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户水平数据,本文研究了总消费水平与食物和营养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中国的贫困农村地区,虽然食物需求非常具有弹性,弹性值估计在0.74左右,但营养需求则相对缺乏弹性,其弹性只有0.14左右。因此,一定程度的营养干预也许会对改善贫困地区的营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以购买力平价测算基尼系数的尝试

本文考察了全球化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我们发现,尽管平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但是全球化,尤其是贸易开放,提高了贫困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我们还发现对外贸易和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同。贸易对收入分配的有益效果并不局限于沿海省份。自1992年以来这一有益效果减弱了。     

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吗?-分析汇率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构造了一个包含一个FDI输出国,两个FDI接受国的静态模型。通过此模型,我们分析了真实汇率是如何影响FDI在两个接受国之间的分布。从模型中得到的理论结果是:如果一个FDI接受国的货币对FDI输出国货币的贬值(升值)幅度,大于另一个FDI接受国的货币对FDI输出国货币的贬值(升值)幅度,那么,流入该国的FDI将会相对上升(下降)。我们利用1981年至2002年日本在中国和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数据,检验了模型的理论结果。实证结果表明,相对的真实汇率是决定日本FDI在中国与东盟四国之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如果人民币对日元实际升值10%,在其他因素均未改变的情况下,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可能会下降超过11%。     

重复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模型

本文首先定义了重复建设,认为只有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才有可能是重复建设。接着,我们分析了在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下,寻租存在与否对投资量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是投资量低于社会最优量,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从中我们还得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认为重复建设并不等同于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完全可以在总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发生。     

中国市场利率动态研究-基于短期国债回购利率的实证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本文认为电子货币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现金比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金融电子化程度以及货币电子化程度,它们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不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有着两个明显的替代效应:一是替代加速效应,二是替代转化效应。两个替代效应的存在使电子货币并没有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而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本文的结论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     

花落谁家-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博弈模型

该文分析了高考志愿填报三种不同机制(即考前报、估分报和知分报)下,考生之间策略决策的纳什均衡结果,以此来评估三种制度在人才筛选方面的效率.我们发现,三种填报机制之间不存在帕累托改进.但在许多情况下,考前报和估分报可能达成社会应有效率,其中又以考前报可能性更大,此外更大范围内的竞争也有利于消除投机激励.关键的参数包括考生正常发挥的概率和对不同学校评价的差异度.     

"文化大革命"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既表现为十年的经济增长停滞,更表现在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损害。本文推算了"文化大革命"通过缩短学制、停办大学等造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化,及其对后来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估算,"文化大革命"使可能的受教育年限减少了14.3%。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国有经济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都遭到破坏,从而使其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低的稳态水平。与之相比,非国有经济所依靠的劳动力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同时其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比较低,使其处于更为有利的经济稳态。因此,如果没有改革以后的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较低的增长状态。     

股权激励:能否构成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的挑战?

与利益相关者论认为的股权激励是对公司治理传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的挑战不同,该文指出,由于在实现时机和承担风险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股权激励不能简单等同于产权安排,从而并不能构成对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的挑战.     

中国城镇就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1988-2000年

改革以来,国有部门在城镇就业中所占的比重有了大幅度下降,但在持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中,国有部门就业的比重一直比较高.我们把职工在国有部门就业分解为两方面选择的结果,一个是职工对国有部门的偏好,另一个是国有部门的准入.使用1988年到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6省的数据,我们联立地估计了这两方面的行为.估计结果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居民对国有部门的偏好有所降低,但是平均而言仍然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国有部门的准入限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定程度的放松,虽然在90年代中期职工大规模下岗期间,这种趋势有些反复,但是下岗高峰期过后,国有部门叉放松了准入.在90年代初期国有部门就业比例的上升,主要是国有部门准入放松的结果;在90年代后期国有部门就业比例的下降,则主要是居民对国有部门偏好有所下降的结果.进一步地对工资部门差别的分析,发现国有部门的工资持续地高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90年代城镇居民与国有部门之间粘连的原因.该文的发现说明,降低国有部门的工资升水,可以使国有部门的改革更加顺利.     

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

通过对晚明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的考察,尤其是对当时面临货币冲击的初始制度条件的分析,该文试图就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大分叉进行解释.我们的基本猜想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固有的产权保护因素,一方面削弱了制度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又使得产权保护处于高度的不稳定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经济长期增长的货币金融制度之产生,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引申出的命题是,历史上的外部突发事件在深度、广度和方向上对某一行政-司法-关税辖区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影响力,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该辖区初始制度状态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