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合约、灰色收入和职业生涯考虑

本文用一个简单的两期动态模型分析年薪制下的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本文明确引入“灰色收入”作为企业经营者收入的一部分，定义广义的“职业生涯考虑”，同时，放弃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通过对现行年薪制下经理考虑“灰色收入”时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的共同作用的分析，本文解释了如下经济现象：虽然现行的年薪制引入了显性的工资合约，但并不一定使得经理的努力程度提高，而且也不能解决灰色收入问题。     

理发师的工资合约

家附近的一家理发店是我的“定点单位”，每次理发都去那里。事不凑巧，前几日再去，该店因故歇业，无奈之下只好另寻他家。理发店满大街都是，找寻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找个适合自己的理发师。因而，脚虽已迈进理发店的大门，心却仍存疑虑：这里的理发师水平如何？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隐性激励机制——基于职业生涯考虑模型

利用职业生涯考虑模型,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在职业生涯的前期会选择努力工作,树立工作能力强的声誉;而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已经被上级政府了解,晋升无望的地方政府官员没有了工作的动力。领导干部终身制会产生激励不足,而官员的任期制解决了地方政府官员努力不足的问题。     

企业间的关系合约治理

真实世界中的企业通常会依靠长期的和不完全的合约去构造和调整它们间的关系,其本质是依靠关系合约来治理企业间的关系。企业主动选择不完全合约的原因:一是合约人在签约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间的理性算计的权衡结果;二是签约人出于一些重要的策略性考虑,如加快缔约的速度、回避高缔约费用、鼓励创造性地执行合约等。企业选择长期合约的原因则主要是出于一些策略性考虑。关系合约治理的意义在于,关系合约的各种非法律的实施机制构成了一个往往包含着各种程序、承诺、权利、激励、信任和情感等元素在内的精细的交易框架。     

激励、控制与行政分权:一个合约理论视角

在以往的研究中,行政分权通常作为模型环境的一部分而被看作是外生给定的。本文则认为行政分权改革是政府组织内部行政权力最优配置的结果。通过在AghionTirole(1997)的分权模型里引入中央的事后监督职能及地方政府的剩余道德风险行为,我们得出了行政分权改革在多个维度上的决定因素:项目的相对重要性、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关性、剩余道德风险水平和危害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对2004、2013和2014年版本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该理论对我国行政分权改革实践有着一定的解释力。这也为我国行政分权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激励合约的变迁研究——向人力资本分成合约的演进

以转型期民营科技企业的激励合约为研究对象,从历史角度考察了不同所有制环境下民营科技企业产权及激励合约的变迁,发现尽管我国两类民营科技企业(公有民营与私有民营科技企业)合约的初始产权安排及激励制度不尽相同,但都呈现出向以激励人力资本为导向的分成合约演进的趋势。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了我国科技企业激励合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二元转型、正规金融合约激励设计与农户融资约束

针对如何解决由农村金融市场特殊性所导致的农户融资难问题,文章以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为基础,从二元转型过程中农村正规金融借贷合约的激励设计这一新视角,对产生这一问题的微观经济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二元转型是促进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与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但仅会引起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的显著变化,而对非正规金融供给不具有显著影响;(2)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促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的增加,但并没有形成对非正规金融强有力的替代;(3)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入有助于促进农村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但并没有显著改变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基金经理人动态激励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一个两期动态模型对基金经理人的行为选择进行分析,刻画了经理人自身基于“职业生涯考虑”的最优努力行为和对“不正当的收入”的攫取。通过动态优化模型的建立得出两种不同业绩评价体系下基金经理人的最优行为选择及若干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基金经理人市场的现状进行了探讨。     

管理前沿理念:精神工资

员工的待遇包含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两个部分,精神待遇由于其隐蔽性容易被管理者所忽略.企业应当注重精神工资的发放.精神工资能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终极需求,使物质激励的效果事半功倍,激发员工的潜能,从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管理者应当善于运用亲情理念,充分肯定人的尊严,进而巧妙使用精神激励.     

凡勃仑的制度理论和我国国有企业灰色收入的产生

文章通过凡勃仑制度定义及其性质的分析,指出制度本质上是针对稀缺资源而产生的解决各种问题的方式,并通过“生产技术”和“财产制度”二者矛盾的理论分析,对凡勃仑关于以上两者具体形式及其关系的理论做了改进和拓展。最后,利用以上结论阐释了我国国有企业灰色收入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