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探析——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目的:了解南京市江宁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SWB)现状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江宁区各敬老院、社区、广场等场所的350名老人进行调查,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江宁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总分为28.52±10.26。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来看,居住状况、经济状况、业余活动和身体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总分有显著影响。结论: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应当从老年人心理状况、业余活动、身体健康等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城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哈尔滨市下属社区为例

采用“哈尔滨市居民生活状态与生活态度的调查问卷”作为测试工具，随机抽取哈尔滨市399名被试作为调查样本。笔者试图选用调查问卷中涉及到的一部分信息，通过自己的研究假设来以哈尔滨市城市居民为例对当前我国城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通过描述统计和分层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都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提高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增加绝对收入的同时,缩小社会的相对收入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幸福吗?——基于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调查2006年数据,对夫妻个人社会经济及双方家庭经济因素的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了考察.“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幸福感,职业匹配、单位类型匹配和级别匹配往往会恶化男女婚后的主观幸福感,经济条件对等的婚配模式则有利于男女幸福感的提升.婚姻匹配结构对男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研究

目的:探讨医学院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方法:以某医学院的四个专业的三个年级随机抽取的500名大学生为对象,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文版和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一是医学院大学生整体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二是外倾性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神经质、精神质均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三是主观幸福感、神经质、精神质及外倾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四是不同年级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与神经质和外倾性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外向性与神经质等人格特征是影响医学院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丧偶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分析

中国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以及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丧偶是老年生活中的重大压力事件和必然事件,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丧偶老年人已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解决了模型内生性问题,考察了丧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利用分性别、分城乡老年样本,考察了丧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丧偶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丧偶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对老年男性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丧偶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5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和城乡一体化程度则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差异仅存在于医疗卫生服务,其显著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余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影响.城市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     

社会治理、环境治理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既呈现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性别、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同样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同伴关系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高中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新高考的政策下,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竞争,高中生不仅要提高学习成绩,同时也要兼顾主观幸福感、生活质量。采用网上调查问卷的方式,选取以杭州市为主的150名浙江新高考考生,匿名填写问卷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综合调查问卷。研究目的是探究同伴关系的三个维度(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离)对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频率、消极情感频率)的影响。经过严谨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同伴信任程度越高,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高中生个体的同伴沟通程度越高,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高中生个体的同伴疏离程度越低,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线品牌社群社会资本对消费者品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在线品牌社群对消费者品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680份有效问卷，运用偏最小二乘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线品牌社群社会资本会通过促进社群幸福感（社群主观幸福感、社群心理幸福感和社群社会幸福感）进而促进品牌幸福感；在社群幸福感内部，社群社会幸福感会促进社群心理幸福感，而二者都会促进社群主观幸福感；在线品牌社群访问频率在社群主观幸福感与品牌幸福感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在线品牌社群和品牌幸福感理论，且对品牌建设实践具有指导价值。     

论体育运动对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体育运动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可以增强和引导大众积极快乐的情绪,抑制消极苦闷情绪的出现,进而维持大众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研究目的:对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决定性的作用。结论:体育运动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人的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生活的幸福,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探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客观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遗传因素、文化因素、生活事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支持因素;主观影响因素大致分为人格因素、自我效能感因素和应对方式因素.     

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一般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发现:(1)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公共支出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在控制了消费之后,公共支出的作用显著下降;(2)对公共支出进行分解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等社会性支出是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支出,其他支出对农民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3)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等级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它对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穷人的消费水平较低,他们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这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支出确实是通过促进消费来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鉴于此,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是增强农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而且公共支出应该更加向穷人倾斜。     

主观幸福感国外研究综述

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属于热点话题。通过对国外文献进行梳理和理论的回顾,了解影响民众主观幸福感的诸多因素,对提高我国国民幸福感指数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方法:应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612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人格特征进行测定,采用T检验、皮尔逊相关、方差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统计数据。结果:男女生的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之间无显著的差异(p>0.05)。神经质、内外倾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p<0.05)。典型内向型和内向倾向型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典型外向型的主观幸福感(p<0.05)。典型稳定型显著大于神经质中间型的主观幸福感(p<0.05)。不稳定倾向型显著低于典型稳定型、稳定倾向型、神经质中间型的主观幸福感(P<0.05)。典型不稳定型显著低于典型稳定型、稳定倾向型、神经质中间型、不稳定倾向型的主观幸福感(p<0.05)。内外倾、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结论:随着外倾以及情绪稳定程度的增加,主观幸福感的增加显著,提示人格特征对主观幸福感预测作用良好。     

高职院校贫困生团体活动前后主观幸福感对比研究--以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高职院校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其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为提高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笔者以行为主义的理论为依托,探索团体活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高职院校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在参加团体活动前后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在贫困生中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团体活动可以在解决其经济压力的基础上实现育人的目的。     

关于荆州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对居民(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关注开始从过去的物质生活方面更多地转移到精神生活方面.因此,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就愈发显得重要.本文以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获取第一手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沙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文章在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内涵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理论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并探讨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希望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基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再审视

本文基于2008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主观幸福感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居民的福利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福利,并通过影响收入、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三条机制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政府质量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加强正向渗透作用和替代效应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而在政府质量中等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贫民住区改造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辽宁省六市的抽样调查

贫民住区问题是存在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普遍问题.本文利用联合国人居署、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2012年的调查数据,着重讨论了辽宁省六市贫民住区改造工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变化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贫民住区改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造后的家庭收入状况与幸福指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2)分位数回归估计的结果表明,社区生活质量的改善对不同幸福感层次的原住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改造后出现的新的沟通交流方式和邻里关系的变化却并未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3)针对贫民住区的低收入阶层,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群体存在很大不同,政府的间接扶贫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要略小于其他群体.因此,对于贫民住区改造后所出现的显性和隐性效应,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