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管理：以EVA为核心

寻找价值管理的度量指标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界关于公司目的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是追求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的争论一直在继续，但管理的首要职责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一种主要观点。企业的目的就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这种观点的主流地位从未从根本上动摇。     

基于企业价值提升的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企业价值评估的应用研究领域已从并购交易拓展到企业价值管理.这些变革源自股东权利的复苏以及公司管理层对股东价值创造的关注.本文旨在从企业价值提升的角度对企业价值评估进行研究,促进企业实施价值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EVA评估指标及其用于衡量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局限性

EVA评估指标主要立足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对公司的创值能力进行综合评估，与传统的净资产回报率、每股收益等财务分析指标相比，具有突出的特点；EVA评估指标的核心在于，应当从股东的利益出发，评价公司管理活动是否为股东创造了价值，只有当公司的科净营业利润大于债权人和股东对公司的投资资本的成本时，才能认定管理层的经营活动为公司创造了价值。对机械地把EVA价值评估模式搬到我国上市公司的适用性作了探讨。     

浅议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

企业价值最大化符合我国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财务管理目标。本文分析了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利益集团因素,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的可取之处:企业价值最大化与企业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企业价值最大化对股东或所有者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兼顾了债权人、职工、社会等方面的利益,有助于协调各相关主体的关系;企业价值最大化可以量化企业价值,综合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     

最优股权结构设计的博弈分析

股权相对集中是现代股份制度的典型特征。从发起人控股股东角度看，如何实现股权价值最大化是其进行投资及融资的主要目标。为了能够以较低成本进行外源性股权融资，发起人控股股东必须接受外部大股东的适度监督。从外部监督股东看，为了减少发起人控股股东转移公司价值，必须对其予以监督，因而必须持有最低限度的股权比例才有助于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所以，发起人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融资时，必须设计最优股权结构，最终实现股权融资的激励相容。     

企业财务管理最优目标的现实选择及加入EVA的模型应用浅析

财务管理目标制约着企业财务运行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科学地设置财务管理目标，有助于企业优化财务管理活动。关于财务管理目标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比较流行的观点有利润最大化、每股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这些观点各有优、缺点。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确定应选取企业价值最大化观点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并且试图对基于EVA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模型应用进行创新性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财务管理目标选择的影响研究

企业选择财务管理目标,必须要考虑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融入到财务管理目标中来,这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利润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违背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不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最优选择;企业价值是多方利益关系主体集体选择的结果,企业价值最大化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最优选择。     

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

公司制这处关于企业委托－代理制的制度安排有可能会诱发代理人以额外津贴的方式占有公司资源，由于代理人的收益不直接与股权收益相联系或很少联系，从而引致了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目标存在分歧，所有者通常以利益最大化（或股东价值）为目标，而管理者则有其他的利益目标（比如高报酬、较低的努力程度、豪华的办公条件等）。因此，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监督是必然的。一般认为，小股东是广泛分散且不干预公司运营的缺位所有者的同质集团。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匹配，大股东会比小股东更有动机去监督管理者作出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因此，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公司的股权结构越分散，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程度越低，对公司绩效可能越有不利的影响。     

关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理念的思考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不断推动着企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对企业管理的目标取向也在发生着转变和争论。如由上世纪90年代前主要追求产量、产值,到90年代初演变为主要追求质量、收入,再到90年代中以后更加着重利润、收益,而进入21世纪,在企业界和理论界出现了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笔者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应作为企业的根本目标取向,即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一、企业价值与企业价值最大化1.什么是企业价值。MM定理(Midigliany-Miller)对企业价值作了如下阐述:(1)…     

价值管理:以EVA为核心

寻找价值管理的度量指标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界关于公司目的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是追求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的争论一直在继续,但管理的首要职责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一种主要观点。企业的目的就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这种观点的主流地位从未从根本上动摇。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兴起及其原因探索

后WTO时代的到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方式发生着改变,通过并购进行的直接投资活动日益频繁。运用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透析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转变的原因。外资并购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应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增强国家竞争力。     

天玛公司混合所有制发展历程与展望

天玛公司是煤炭系统较早探索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经过合资、外资退出、自主创新发展等阶段。摸索出一条以公有制与个人所有制联合、形成资本所有制与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从而充分调动员工主观能动性,实现企业稳步较快发展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就混合所有制下一步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制度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就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绝对控股结构的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一直存在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在股权制衡结构的公司中,大股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衡有效限制了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不同股权结构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和稳定性也存在差异。因此,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应成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手段。     

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薪酬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如何发挥薪酬作为国有企业经营者提升企业业绩的激励作用更是建立科学、公平的国有企业薪酬机制的焦点问题。文章通过对2005年～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得到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所在区域、国家股比例和经营者任期是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水平的决定因素,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对薪酬激励效应实证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和持股比例的激励效应较强,高管团队的薪酬差距也有助于企业业绩提升。     

公司大学——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要素

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公司大学的特性、职能及作用，对其未来的模式作了展望和预测，同时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及认识，希望能对中国的企业有所启迪和帮助。     

燃气行业国家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分析

对燃气行业中的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两种国家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问题分析和对策研究,认为中国燃气行业应从从政企分离,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方面进行公司治理模式改革。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

本文从国有经济改革面临的两对基本矛盾入手,讨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提出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与垄断性领域国有资本从管理体制上分开,建立社会信托投资基金、国家控股公司和承担基础性公益服务的公法人组织三种出资人体制的总体思路。认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管理应当完全"去政府化",而在垄断领域,政企分开的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关键是在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寻求平衡。     

国企改制：基于治理与管理内涵职能的深化分析

公司治理是公司“依法管理”的重要体现。它为维护所有者权益和公司各利益主体间的权益制衡从而规范化行使其权能，为公司外向型决策机制的形成和市场化战略营运发展亦即企业家的选拔造就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障。作为公司治理战略意向实现方式的公司管理。在实际上成为企业家才能或企业家精神导向下的管理创新过程中。反过来又有力推动公司治理和战略构想的创新发展。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内涵职能深化分析的视角，考察我国国企改制现实，可看到当前国资管理中“国资委模式”，存在诸多应予以关注的问题。     

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投资行为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选取了2008年横截面数据,总样本为820个,实证检验了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负债能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长期负债对公司的投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实证证明了负债融资的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     

碳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 2011~2015 年 CDP 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 2011~2015 年参与国际 CDP 项目的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效率视角探析碳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就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碳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同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碳信息披露更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管理层权力越大,越会削弱碳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通过缓解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投资的共同作用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及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