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精英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家庭收入分配方式也发生着明显变化,居民的投资与理财需求日益多元化.乡村政治精英是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或"能人"带动效应.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研究了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乡村政治精英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村家庭理财的需求、转化与实现路径研究:以广东为例

利用广东省5个地区(乡镇)2389户农村家庭调查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家庭基本特征中,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均有显著影响;在农村家庭经济特征因素中,家庭收入年结余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转化影响显著;在外部条件因素中,对理财产品的了解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均有显著影响,接受理财教育与农村理财机构数量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影响显著,家庭有无介入互联网及亲朋理财情况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转化影响显著。政府与金融机构应分别从农村金融基本服务制度与产品服务创新等路径进行调整,以促进农村家庭理财转化。     

农村家庭资产与消费: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金融资产、住房和非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实证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非住房资产,但非住房资产对消费有负的显著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非耐用品;户主年龄特征、家庭所处地区以及家庭收入高低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性有一定解释力。     

家庭金融理财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加快,居民总收入明显增加,家庭的理财意识和理财观念不断增强。银行的单一储蓄存款已经不足以满足居民的理财需求,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将理财目标放到多种金融理财产品上。本文通过对内蒙古家庭金融理财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影响居民家庭金融理财的因素,并提出优化大众家庭财富结构的建议。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知识是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中的配置。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地区经济较好的农村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农村居民自有住房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自营工商业有助于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增加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福利,增加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金融将带来户均消费提高24.50%,2016年折合消费为8694.81元。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金融可得性引致消费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低收入农户、参与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农户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的消费增长效应高于同期传统信用卡使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新时期扩大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以驱动农户消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经济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时期,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保证其稳定发展已然成为重中之重,而消费结构优化又是保障消费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选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1年、2013年、2015年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与消费结构优化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细分金融资产进一步得出,河南省农村家庭定期存款和股票资产也与消费结构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本文结合实证结果和河南省农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现状,得出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加强农村金融宣传和完善农村征信系统的建议。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江苏省大学生投资理财问题及对策研究

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为大学生投资理财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以江苏省大学生为例,通过问卷星对在校大学生投资理财状况进行调查,发现江苏省大学生存在投资理财意识不强、可支配资金不足、缺乏投资理财知识、投资理财方式单一等问题。从学校、学生、家庭3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提升大学生的投资理财素养,提高大学生的投资理财水平。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互联网金融助力中国农村金融创新发展研究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农村发展具有基础优势,尽管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农村已加速布局,但互联网金融服务在农村的供给依然存在不足,农民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和使用能力也较差,因此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农村的加速创新发展,需提升农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认知和使用环境,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也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服务,而互联网金融企业则需继续加大在农村生产、消费和投资理财领域的创新布局。     

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1989—2009北大核心CSSCI

促进收入流动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本文在对我国经济转轨进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1989—2009年转轨时期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不同阶段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家庭人力资本中高中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正向影响日益增强,而大学教育的影响则日益减弱;以户主是否担任干部测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在转轨前期不显著,在转轨中后期则显著为正,但影响度并不大;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家庭收入向上流动;抚养系数、户主参加医疗保险以及初始收入地位都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大力发展农村高职教育、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强财富的代际间流动应是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行措施。     

中国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与绩效——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调查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对山东、河南和陕西三省461个农村家庭进行调查,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和性质。结果发现,农村社会资本的来源虽然有了较大转变,但以传统文化维系的关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具有差异性,开发越早的区域农村家庭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户主受教育水平和政治面貌影响社会资本水平;4口及以上人口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平明显低于小家庭,但大家庭有大于小家庭的幸福感,表明农村家庭对于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仍然有根深蒂固的认同。从经济绩效方面来看,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传统的家族信任和社会信任对家庭收入的作用最为显著,而公共认同和能力认同等体现现代市场秩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作用则不够显著。     

河南对农民进行“金融扫盲”

最近,河南省银监局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对广大农民进行“金融扫盲”,普及金融知识和理财知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家庭投资理财的差异研究

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对城乡家庭投资理财行为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并着重于农村金融近年来的突破发展以及农村家庭在理财上的进步性,说明乡村振兴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多元化及城乡家庭居民理财差距逐步缩小。针对此提出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建议。     

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3年CHNS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贫困,而且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脱离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或非贫困)家庭在脱离(或进入)贫困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脱贫后都进入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大多数情况下非贫困家庭在进入贫困后都分布在离贫困线较近的收入阶层;贫困家庭在脱贫后并不具有较强的维持非贫困状态的能力,同时,刚进入贫困的家庭与之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在脱贫的机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不同年龄人口健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中部两个贫困县的调查

区分农村不同年龄人口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影响的差异性,有助于为反贫困政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通过湖北红安和孝昌两个贫困县的实地调查,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不同年龄人口不同健康指标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未成年人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大,劳动力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次之,老年人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小;活动能力是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具有关键性作用;大病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显著,对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不同年龄人口,提出差异化的帮扶措施。     

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2009年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流动性不强;2000年以来,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的加强,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在2007~2009年有了明显的上升。非农就业、教育等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日益突出,而农村家庭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993~1995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归功于代表绝对流动的收入增长累进性部分超过了代表相对流动的收入再排序部分;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是由于收入增长的累进性部分不足以抵消收入再排序的流动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