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变化的一个比较分析

本文对1978—2003年我国各省份城市及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异，各省份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问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作了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这25年间：(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人均储蓄指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速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的离散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增速大于中、西部地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的离散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3)1978-2003年，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消费)绝对差距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则一直是全国城乡收入比和消费比(即相对差距)最大的地区。本文还从耐用消费品的实物拥有量上验证了上述结论。最后文章指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出现收入上的区城差距、城乡差距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效率法则、优胜劣汰的一种必然结果．而且对于我国可能还会在较长时间内客观存在；政府的作用空间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不使这些差距过大，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房价收入比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2010～2018年的数据,采用相对收入标准法精准测算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和消费特征,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房价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不同类型消费影响有显著差异;房贷支出占比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相较于城镇低、高收入家庭,房价收入比对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最大。最后,从促进就业和稳定收入、保障消费时间的休假制度、形成促进消费机制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以提高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促进国内经济复苏。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与农民家庭消费异质性——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两期CHARL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一刀切”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政策与地方财政差异化的缴费补贴政策对农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有利于整体促进参保农民家庭消费支出，尤其对已领取养老金的家庭，消费增进效应更明显；对于未领取养老金的参保农民家庭，却具有抑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地区来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低、中、高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减弱，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增强。因此，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方式、扩展筹资渠道、强化制度联动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补贴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     

农村家庭消费需求调查分析——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

为了解当前沈阳市农村居民家庭的收支水平、收入来源结构、消费支出构成及其变化趋势,尤其关注价格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120户农村居民家庭进行了实地问卷调研。调研显示:样本家庭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生活便利程度提高,收支盈余比例增加,收入同比基本持平;样本家庭支出同比持平,其中日常生活支出及农业生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增加;样本家庭大宗消费品普及,新型大宗消费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消费影响程度较大,计划消费的意愿低迷;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农民贷款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作用尚未体现。     

最低生活保障对收入贫困和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低保政策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及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和福祉改善的影响。结果表明:低保的瞄准效果在农村不如城市,中部地区不如东部和西部;低保对缩小贫困差距、减轻贫困程度的影响大于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低保的减贫作用受到政策瞄准误差和保障水平的约束;整体上低保家庭并没有将收入优先用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用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相比非低保家庭,东部和中部的城市低保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育的投资,农村低保和中西部城市低保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费用更高。因此,应提高低保政策的瞄准有效性和保障水平,加强低保政策与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政策的衔接,逐步实现城乡统筹,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性和长效性,充分发挥低保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     

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家庭金融投资行为是否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可以通过资产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代际转移效应刺激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以CFPS2016的微观经验数据为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金融投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即使消除内生性问题,该研究结论仍成立。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影响高于农村居民家庭,对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对中、高收入家庭的影响高于低收入水平家庭。机制研究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通过提高居民家庭保险意识,降低家庭不确定性支出,来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村居民收入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开展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分区域来看,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程度不同,中部地区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影响不显著,这也导致全国数字普惠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有限。未来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该通过加快数字金融普惠进程、加大东北地区数字金融普惠推广力度、增加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推进政府和企业合作共赢等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     

义务教育均等化供给与居民收入再分配——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教育支出与质量两个方面考察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对收入再分配的具体影响。教育供给通过两种机制影响个体收入：一是通过调节学历水平对收入的促进作用,间接增加个体收入;二是作为独立的因素直接增加个体收入。基于影响机制对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表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水平仍然未实现均等化。以教育支出视角考察,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累进性,农村家庭从小学、初中教育的获益使得当期基尼系数分别降低了7.3%、2.5%;以教育质量视角考察,其对农村收入差距起到了扩大作用,如果教育供给质量实现均等化,则基尼系数最高可降低5.8%。此外,小学教育供给水平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大于初中教育供给水平的影响。     

吉林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吉林省2003～2006年抽样调查的面板分析

基于2003～2006年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非基本收入对家庭经营支出的边际贡献较大,但基本收入的边际贡献较低;各类收入对生活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边际贡献,且非基本收入的边际贡献较大;财产性收入是税费支出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与其对应的支出项目保持了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通过一定的政策调整改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能引导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改变,进而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移动支付促进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了吗?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资,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信息成本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移动支付用户可能通过社会资本效应增加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但在面临疾病冲击时可能通过信息效应降低家庭的医疗保健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在多儿童家庭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不对称影响——基于前景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1999-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应用前景理论考察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并且该影响具有不对称特征;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对于我国的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而言,这些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符合前景理论特征,而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并不符合前景理论特征。     

基于OLG模型的家庭资产最优分配策略研究

本文在考虑代际收入转移的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根据消费的特点将家庭消费分为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并引入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讨论家庭在耐用品、非耐用品、保险、风险投资和教育等方面的最优支出决策问题。模拟结果显示,本文模型能够很好拟合家庭实际支出结构。通过敏感性测试发现：风险投资和生存保险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教育无法替代且独立于个体的风险态度;耐用品组合的折旧率对耐用品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个体的风险态度和效用折现率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消费升级

论文利用2018年在中国东部、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4个县（县级市）收集的400余农户数据,使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并从缓解流动性约束和缓解信息获取受限两个方面讨论了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会促使农户优化消费结构,调整消费倾向;同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信息获取受限起作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起作用,而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则是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信息获取受限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此外,数字金融使用对不同年龄段农户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金融使用对青年农户的家庭消费支出、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老年农户的影响有限,仅对家庭消费支出和发展性消费占比有显著影响。     

社会保险参与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26246个受访者的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测算社会保险参与状况,从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两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方法估计了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1.随着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的增加,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降低,有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消费均衡;2.社会养老保险参与会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和降低家庭生命周期储蓄水平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而医疗保险则会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3.社会保险参与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受经济环境、生命周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现象,表现为南北方地区差距较大,对青年家庭影响更大;4.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对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对享受型消费影响次之、对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小,而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影响效应正好与之相反。     

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房价预期对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利用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与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房价预期对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价预期对居民的家庭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当居民预期房价会下降时,其减少家庭消费的可能性会更高。但是对拥有不同房产财富和收入的家庭而言,房价预期对其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房产财富较少和收入较低的家庭而言,房价预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拥有多套房产和高收入的家庭而言,其对房价下降的预期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减少的可能性会越大。     

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通过金融深化增加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让金融为广大农村家庭服务,改善其资源配置,解决农村金融抑制.本文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分为安全型和风险型,以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和比较.模型结果验证了财富效应假设、人力资本假设在东西部存在不同的影响结果,但资产回报率越高则农村家庭参与度越高在东西部的影响都非常显著,此外,家庭控制变量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有不同的表现.     

农村公共品供给差异与均等化研究

由于各地区财政能力和公共品支出的不对称,我国各地区农村公共品的国际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根据200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的分析,发现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均等化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排在前十名的大多是中部和东部地区,而排在居后位置的大多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财力与农村公共品的支出需求存在较大的不对称。为改变这种状况,应当建立和完善政府预算管理体制;走农业联社、集体农庄化的道路;有针对性的加大政府对各地区农村公共品的投资;多渠道多方面加大对农村公共品建设的投资。     

不同来源收入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以凯恩斯简单消费理论为基础,选取我国31个省、直辖市2001~2010年的数据建立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不同来源收入对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收入对三个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正向拉动效应;转移收入对西部地区的消费拉动效应明显;而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对各地区影响均不显著且大部分地区弹性系数为负     

基本消费支出视角下的“支出型贫困”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者们的关注。从基本消费支出的角度来看,"支出型贫困"就是某一群体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大于其可支配收入,基本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则可以定义为"支出贫困指数"。利用江苏省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低保"群体依旧需要特别关注,其支出贫困指数远高于1并且还存在小幅提高的趋势;边缘困难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其"支出贫困指数"略高于1,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等方法提高边缘困难群体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