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PPP项目合同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通过对我国水利PPP项目合同争议解决现状的分析,发现在理论、立法和实务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与混乱。研究认为,解决水利PPP项目合同争议既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也要平衡成本与收益。因此,整合既有争议解决方式,对潜在解决途径进行重构,因循"拆分+双阶"理论,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内构建和完善水利PPP项目合同争议解决多元化机制十分重要。     

山林权属纠纷确权调处对策思考

确权,顾名思义,就是确定权属的意思。从山林权属纠纷案件的本质属性来分析,这类案件最原始的争议是民事争议,因人民政府对山林权属纠纷进行确权处理,当事人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引起了行政争议。行政争议的产生是因为解决民事争议,解决民事争议是这类案件的最终目的。因此,确权本质上就是行政主体解决与行政管理相联系的民事纠纷的一种行为。确权首先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的政策问题,     

基于FAHP的PPP水利项目风险评价

根据PPP模式中水利项目不同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特点,分析PPP水利项目中存在的风险因素,从市场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建造风险和经营风险6个方面构建风险评价指标,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风险评价模型,对水利项目中占主导作用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     

水利基础设施领域公私合作伙伴项目全生命周期研究

梳理国内外相关组织及学者对项目生命周期的研究成果,通过公私合作伙伴(PPP)水利项目与一般水利项目的比较分析,得出PPP水利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各阶段工作内容、各阶段主要参与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开展PPP水利项目管理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土地出让合同争议解决新思路——新修改《行政诉讼法》关于土地出让合同争议解决分析

正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和2015年5月1日前实行的《行政诉讼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的争议一般都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来解决,而当涉及出让人与出让合同有关的行政行为时,受让人只能单独就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且行政诉讼中法院只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处理相关的民事     

我国农村宅基地纠纷仲裁制度探索

我国农村宅基地纠纷大多数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益争议,具有很强的民事纠纷属性。探索建立我国农村宅基地纠纷仲裁制度是突破现有解决途径困境、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建立解决纠纷长效机制的需要。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大量农村宅基地纠纷的民事属性、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发展为这一制度构建提供了可能和借鉴。我国农村宅基地纠纷仲裁制度的探索,最重要的是需要明确宅基地纠纷仲裁制度的性质、内涵和受案范围等最基本的法律问题。     

PPP水利项目模糊期权价值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PPP水利项目具有周期长、投资大及风险高的特点,借鉴模糊数学思想,构建模糊决策条件下的PPP水利项目期权价值评估模型,定量评估分阶段实施的项目模糊期权价值和模糊决策条件下项目整体价值的变动情况。结合实例分析,找出模糊期权价值的关键影响因素,强调PPP水利项目实施中应注重现金流价值管理。结果有助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全面了解项目价值,积极参与项目实施,并合理应对潜在的不确定因素。     

基于期权调整利差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的水利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定价研究

合理的资产证券化定价可为水利PPP项目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基于定价方法的对比分析,结合水利行业PPP项目发展现状和特点,选取期权调整利差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分别构建定价模型,并选取污水处理PPP项目实例进行资产证券化定价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得出的定价结果都较为符合市场实际,但相比之下,由于期权调整利差法构建的定价模型更加贴合水利PPP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存续特点,因而其定价结果更加准确,更加接近证券实际发行价格。     

民事合同抑或行政合同——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纯化

研究目的:解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双重法律属性给土地出让实践、执法、司法带来的困境和弊端。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和因果分析法。研究结果:(1)土地出让实务的发展使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具有行政属性的内容增加,土地出让实践中签订的出让合同同时具有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双重法律属性;(2)这种双重法律属性给当事人和司法部门的法律适用带来困惑,使得出让合同所欲实现的民事目标价值和行政目标价值相互减损,也会导致例如规划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的行政处罚权的竞合;(3)解决上述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剥离其中具有行政属性的内容,将出让合同纯化为纯粹民事性质的合同。研究结论: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纯化为纯粹民事性质的合同是土地出让实践发展的正确方向。     

司法裁决视角下农村土地权属争议路径研究调查报告：基于2017—2022年13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随着土地确权进入最后阶段,因情况复杂而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权属争议逐渐显现。通过深入分析山西省近六年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裁决书发现,土地权属纠纷频繁出现。行政机关在处理这类纠纷时通常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过分强调行政裁判而忽略民事救济途径,妨碍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得到合理解决。法院、行政机构、村委会三者之间互相制约,使得争议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此背景下,从法院、行政机构、村委会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农村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路径。     

区块链合同自动履行问题探究

区块链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随着比特币的大热进入了大众视野。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动机的区块链技术有着普适性的底层框架,以其独特的技术方式对世界交易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区块链合同以电子合同为蓝本,实践了智能合约的构想,由代码搭载当事人建立特定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通过自动履行机制保证约定法律关系效力,应属合法合同。而在区块链合同的执行过程中,自动履行机制这一核心优势虽可降低合同履行成本、促进交易、取代传统信任,但亦存在技术、法律层面的瓶颈,现阶段区块链合同仍需慎行,在涉及复杂交易结构的金融应用场景中不妨辅之以传统书面合同。     

对建设工程合同中发包人自便解约权的探讨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法院审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呜县采血站诉南宁大地建筑工程公司案为案例,分析承揽合同中定作人自便解约权的立法渊源及国际惯例,讨论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合同之间的关系,论述建设工程合同发包人行使自便解约权的适用范围及限制条件,探讨发包人行使自便解约权后对承包人的赔偿范围,同时提议参照国际惯例在相关合同示范文本中对发包人的自便解约权及对承包人的赔偿范围予以明确规定以减少不必要的合同纠纷。     

论林地产权转出的集中契约稳定性及治理

采用规范分析与演绎推导的方法从契约利益主体关系和集中契约内生属性两个层面厘清林地规模化转出的集中契约内生威胁,探究集中契约的稳定治理措施。研究表明:集中契约中的利益主体关系演变会打破铁三角的均衡关系,降低契约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利益主体在履约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变化、心理契约失衡和契约内容不够灵活与完备致使集中契约长期稳定存在一定威胁。为此,从契约利益主体间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契约治理两个层面提出增强林地规模流转集中契约的稳定性对策,以巩固和深化林权改革,促进林地规模化经营与产业化发展。     

施工企业在工程活动中的合同管理

施工企业是离不开合同的,因此合同管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贯彻始终。合同不仅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依据,同时也是企业生存的命脉。随着我国各项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合同管理越来越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不但要明确合同管理的任务,还要找出合同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不断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使合同管理在企业经营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能动作用。     

试析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别--以一起林权转让纠纷为例

从一起林权转让纠纷的定性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含义、特征,分析二者的区别,即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在主观目的、客观表现、数额要求、法律责任等方面不同,指出执法实践中特别应注意审查欺诈行为人主体资格是否属实,弄清欺诈行为人客观上有无实际履约能力,查清欺诈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行为,核实行为人不履行合同的原因,查明行为人资金和财务流向等问题。     

中国征地中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

研究目的：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方法论证中国征地过程具有双重委托代理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归纳法,博弈分析法和图示分析法。研究结果：违法征地频繁发生的原因：（1）显性契约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手段将隐性契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瓦解,致使显性约束力明显占优;（2）各利益主体在规则选择上存在不确定性。研究结论：征地制度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使国家监督处于低效状态;行政权利过大,地方政府利益的一致化及隐性契约缺乏监控和惩罚机制都给违规征地创造了条件。     

林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契约选择初探——以福建、江西“护林联防协会”为例

运用契约理论对福建、江西护林联防协会发展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各种不同形式的林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各有优势的。研究认为:在林业专业合作组织中,合作契约和合作组织类型的选择必须根据不同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实际,对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的比较优势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而非单纯地追求越为紧密、复杂的组织形式。     

Contract Enforcement, Social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 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We use economic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how different contract enforcement regimes affect efficienc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rplus in a vertically coordinated market with buyer concentration. We find that if a third party (e.g., government) perfectly enforces contracts, social efficiency is enhanced. We also find that when third-party enforcement is imperfect, social efficiency will not necessarily decrease because trading partners find ways to self enforce contracts. However, opportunistic behavior by some traders leaves some sellers (growers) with ex post profits below reservation levels. Finally, partial or one-sided third-party enforcement causes significant efficiency losses by constraining subjects' ability to use informal enforcement instr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