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审计对缓解控股股东代理冲突的价值分析

通过股权的集中,控股股东代理冲突日益严重。本文从外部审计的视角,基于2007-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资料,分析企业对外部审计的需求随控股权集中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外部审计在缓解控股股东代理冲突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外部审计师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机制分析

股权高度集中是新兴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一个特征.在一个缺乏产权保护的环境下,股权集中被看作是方便交易的惯用手段.通过集中的股权,控股股东获得了于不同股东进行公司合同谈判和执行的权利和激励.控段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难以通过传统的公司控制机制来协调.本文主要探讨独立的外部审计师是否能起到监督的作用且缓解代理问题.     

股权控制链、代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

本文利用2002—2003年我国A股市场数据,从上市公司至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链①的视角,考察了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其与高质量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制链越长,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就越严重。研究发现,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结构所产生的代理冲突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聘请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审计;而聘请"四大",能够降低控制性股东的资金侵占程度,减缓公司的代理冲突。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外部审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     

最终控制人性质、审计行业专业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1—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审计行业专业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审计行业专业性具有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考虑最终控制人性质因素后,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审计行业专业性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更为明显;结合考虑两权分离度因素的影响,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审计行业专业性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约束作用随着两权分离度的提高而增强,但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审计行业专业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相关性并不明显。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门化对公司代理成本的抑制分析

作为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独立审计,其自身质量的高低会影响这种作用的发挥。公司代理成本可以大致分为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管理层代理成本、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代理成本。通过分析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门化对这些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门化对公司代理成本的抑制分析

作为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独立审计,其自身质量的高低会影响这种作用的发挥。公司代理成本可以大致分为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管理层代理成本、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代理成本。通过分析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门化对这些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现实问题与理性思考

一、股权结构、代理冲突与盈余质量:一个分析框架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会产生不同的代理冲突,如分散股权结构下的管理层与外部股东的代理冲突,以及股权集中下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如何缓解代理冲突,使代理成本最小?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套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即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安排实现管理层与外部股东的利益或者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也即激励相容,从而使得管理层或大股东从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约束机制是指通过适当的监督机制来约束管理层或大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悖.     

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选择及其治理效应

本文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根据2001—2004年的中国A股市场数据,研究了外部审计选择与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代理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产生的代理成本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这种关系受到地区市场化水平、“四大”所在位置以及再融资需求的影响,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四大”所在的地区以及上市公司有再融资需求时,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和选择“四大”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通过二阶段回归,我们发现选择“四大”能提高公司绩效以及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师选择——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金侵占是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获取私人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其解决资金缺乏的重要途径,普遍存在于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公司。而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则会提高公司透明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免受控股股东的掠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审计是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保证,也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中小投资者起到保护作用。因此,本文选取深圳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以及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会减少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并且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高质量审计师也能够起到降低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的效果。这一研究结果对加强信息披露监管以及审计的治理效应有着重要的启示。     

控制权私有收益的量化研究

一、引言现代金融学理论基础之一是分散化,投资者可以通过组合投资来分散风险,为什么投资者会放弃分散风险的利益,而把财富都集中在一种股票上呢?两大因素影响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即控制权的共享利益和私有利益。当控制权集中在大股东手中时,由于占有企业利益的大部分,他们比控制权分散在很多投资者手中时更容易采取一致的行动,大股东有动力去搜集企业的信息和监督管理,从而可以避免搭便车的问题。由于大股东普遍关心利润最大化并拥有足够多的控制权,所以它能解决代理问题。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控股股东更有动力来提高公司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更多现金流能同所有股东共享,这就产生了控制权共享利益。但股权集中同时也带来另一种代理问题,即大股东和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控股股东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并不一致,两者之间经常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在缺乏外部监督或者外部股东分散化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可能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不但强烈的谋取私有利益,而且侵占公司的资源或谋取其它股东无法获得的利益,这样就导致了控制权私有利益的产生。本文以2005年深沪两地上市公司发生的国有股转让事件为样本计算控制权私有收益,这样,样本中包含了转让比例很小的事件,可能会低估...     

银行治理、股权结构与审计收费——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数据,从债权人治理的新视角,实证研究了贷款银行的治理作用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贷款银行的治理作用会导致审计收费降低,但这种治理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市场机制。在国有企业中,银行治理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在民营企业中,银行治理能通过约束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审计收费水平下降。与不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问题的民营企业相比,在存在这类代理问题的民营企业中,银行的治理作用更加显著。     

多个大股东、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

控股股东掏空行为时有发生,非控股股东可寻求外部审计监督来缓解内部监督的不足。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提高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内部控制能够促进多个大股东与审计费用间的正向关系。研究不仅丰富了多个大股东、审计费用等相关文献,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双重委托代理下的治理策略与内部控制

大量证据表明,许多国家公司股权结构的普遍特征已是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股权集中下呈现的股东异质性特征导致了小股东和控股股东间、控股股东与管理层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作为内部控制思想渊源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改变必然对内部控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出要求:控股股东作为新的内部控制责任主体的形成大大拓展了内部控制传统意义上的控制边界,由中层会计核算系统和业务执行系统向高层决策系统渗透。与此相适应,站在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平角度对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做出评价将成为小股东防止侵害的有效救济手段。     

外部审计和现金股利的公司治理角色:替代抑或互补

本文借鉴La Portal et al.(2000)提出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结果理论与替代理论,利用Logistic和Tobit回归方法检验了外部审计和现金股利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是替代还是互补角色。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的外部审计与现金股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外部审计在降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方面是现金股利的一种可替代治理机制,从而支持股利支付的替代理论,后续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观点。     

股权质押与公司估值: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200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代理问题及其估值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低(高)时将会缓解(加剧)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使其估值上升(下降)。进一步分析显示,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约束和财务困境水平先降后升,呈U形变化;与此同时,控股股东高股权质押比例降低了上市公司增量现金的边际价值,增加了其审计费用和违规频次。从企业异质性来看,国企子样本中上述关系大多不显著。本文研究对进一步理解股权质押的内在运行机制和经济后果有一定参考意义。     

从代理成本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确定北大核心

Jensen和Meckling模型认为债权人与股东、外部股东与内部股东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利益关系的冲突 ,不同融资方式会导致代理成本的产生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最大化必然要求代理成本最小化 ,从而可以确定债务融资、外部股权融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本文在概述了模型的基本思想后 ,着重分析了“拨改贷”前后和股票市场发展以来等不同阶段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与代理成本的关系 ,论述了国家与企业、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股东与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从代理成本的角度重新思考了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外部审计关系的论述

委托代理问题产生于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中。为了减轻代理成本,现代企业管理逐渐引入了管理层激励。为了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问题,我们可以把高质量审计作为公司外部监督和担保机制。管理层激励和高质量审计是现代企业两个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它们在缓解代理冲突方面有着类似的作用,但是专门研究他们关系的文章却不多。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发挥证券市场审计的作用,本文从高管激励如何影响外部审计需求进行了研宄。     

影响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因素

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信息与否以及披露的程度与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相关。Jensen and Meckling(1976)指出现代公司存在两类代理成本,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Johnson et al.(2000)指出股权过度集中而且法律执行较差可能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攫取。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集中,上市公司存在着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而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较弱,从而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     

控股股东资本运营代理问题研究——基于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前提下的思考

在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通过对控股股东在资本运营过程中存在的代理问题理论研究及其在东亚地区、西欧和中国的实现方式的描述，得出在我国研究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重要性。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约束有效性的影响

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基本为非流通股)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此外,持股比例和制衡能力的消长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使得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制衡度和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