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进入、东道国利益与规制政策——兼论中国对外资进入进行规制的实践及政策展望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面临两种方式跨国并购或新建投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将对东道国竞争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间政策的协调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对这一近乎空白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投资方式选择中的利益和矛盾的分析模型,模型分析的政策含义是东道国政府在针对跨国公司进入制定政策时,要综合考虑跨国公司进入方式对市场竞争影响和对重要资源转移的影响,以获得外资进入所带来的最大化净收益。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的很多限制外资股权收购比例以及鼓励外国公司新建投资的政策有很大的风险。最后,本文回顾和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外资进入的规制政策,提出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     

对我国汽车产业进入管制失效的思考

我国汽车产业进入管制是失效的,其原因在于作为管制主体的行业主管部门权威性有限,作为管制客体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进入偏好,以及投资审批权的盲目下放,而进入管制失效又导致了汽车产业组织分散,规模经济效益不显以及企业间恶性的价格竞争。     

服务国际化的特殊性及进入模式研究

尽管服务有不少于有形产品的多种进入模式，但服务的国际化进程受服务特性的制约，出口交易占的比重很小，服务进入国际市场主要采用契约进入方式或直接投资方式。本文从分析服务的特性对服务国际化的影响入手，重点研究了服务企业国际化的途径以及进入模式的类型和特点。     

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方式选择研究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方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战略决策之一。从2007中国制造500强国际化经营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选择的分布状况,各方式选择的企业规模特征和行业特征,我们发现,影响国际市场方式选择的决策变量应从系统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系统性看,影响国际市场方式决策的变量有外部因素的目标国与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行业环境等变量和内部因素的企业战略、资源能力和行业特征等;从动态性看,企业国际市场方式的决策还应根据企业竞争优势的转移能力、目标国市场的吸引力以及目标国市场的合作者诚信水平等变量的变化,对所选择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做出相适应的调整。     

乳品企业进入阻挠行为与市场绩效分析

大型乳品企业投资于需要专用性资产的辅助性活动而控制奶源以阻挠其他企业进入或回避被其他企业封阻。借助强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并购重组和巨额广告投资抢夺市场份额以构筑规模经济壁垒阻挠其他企业进入;Stackelberg茶Model分析表明奶源控制行为是通过提高其他企业的进入成本以达到阻挠目的,而兼并重组和巨额广告投资行为则是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以使进入者处于成本劣势,然后辅以价格战威胁而构筑其他企业进入壁垒的;大型乳品企业实施的奶源控制阻挠行为使奶农处于受“要挟”境地,成为”三聚氰氨”事件直接诱因;为了快速扩大企业规模以构筑规模经济壁垒而采用OEM方式,导致“回奶”现象产生;为了构筑规模经济壁垒而展开“价格战”以争夺市场份额导致”还原奶“和”倒奶“现象出现;优化乳业纵向组织关系和产业组织结构是提高乳业市场绩效的重要对策。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进入和技术转移决策模型

基于跨国公司逐利最大化的动机,在微观层次上建立跨国公司进入方式和技术转移模型,推导出跨国公司进入方式和技术转移水平选择依据。在模型改进上突出东道国企业意愿,跨国公司只有找到双赢的进入策略,跨国公司海外进入才可成功。政府在对跨国公司海外进入方式和技术转移决策进程中,也要做好引导和规范工作,引进高质量外资,激励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提升国家福利水平。     

浅析国外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跨国公司在投资策略、经营方式、进入方式、技术战略和投资重心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深入分析这一调整趋势，积极应对，将是我们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关键所在。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文章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东道国流向、进入行业、进入方式与投资主体等五个方面的变动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应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关注目标国贸易与行业政策,构建统一权威的对外投资机构,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扶植力度;企业应重视非经济风险评估与增加合作力度。     

规范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探讨

近年,一些地方政府热衷投资,盲目上马政府投资项目,导致我国财政资金的低效和国民经济的波动。考虑到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复杂性,建议从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投资决策追究制度、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等多个层面采取措施,不断规范和完善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新进入者劣势、累积学习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论“五通指数”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6~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结合跨国公司与组织学习理论,系统考察包括地理及制度性因素在内的"新进入者劣势"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累积学习效应及其对"新进入者劣势"的调节作用;同时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系统考察互联互通对中国企业"新进入者劣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除经济距离外,其他距离因素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累积学习经验及"五通指数"在经济和地理距离方面的调节作用较为明显。企业自身学习经验的累积以及政府在政策、经贸、人文、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均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新进入者劣势"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