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福兮?祸兮?

本文以中美两国为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单一要素的两商品模型,并着重分析了在自由贸易状态下中国技术进步给中美两国带来的影响: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其出口部门,这将同时提高两国的福利;然而,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美国的出口产品领域,那么美国将遭受永久性的利益损失。     

中美两国的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系统性差异吗？

在中国海外并购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时常在目标国引起质疑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质疑者认为在中国经济模式下的海外并购受到非市场化行为的驱动,试图通过并购占领目标国市场或增加在目标国的政治影响力。为此,文章采用微观企业并购交易数据,在统一框架下从并购动机和并购价格两个角度系统研究了中美两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异同,对上述论调进行一一驳斥。研究表明：（1）在市场寻求方面,中美两国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资源寻求方面,相比美国国有企业,目标国自然资源因素并未显著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在制度方面,并未发现中国企业更偏好制度质量较低的目标国。（2）中美两国企业在如下维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并购规模更大、负债率更高但拥有更多专利的目标企业,说明中国企业具有强烈的技术寻求动机;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驱动。（3）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并未比美国企业支付更高的并购价格。文章的研究有力地回应了有关中国海外并购的种种指责,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海外并购的了解。     

美国专利管理和运用的研究及其启示

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内容之一。文章从专利管理和中美专利制度基本差异的研究概述出发,对美国专利制度的运用和实务界对于专利管理的实践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而得出对中国专利管理实践有益的借鉴。     

从中美贸易顺差看中国本土企业的贸易利得

中美贸易长期失衡,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本文分析中国本土企业在两国贸易顺差中取得的贸易利益,指出中美贸易顺差带给中国本土企业的贸易利得有限,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提高中国本土企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贸易利得的建议.     

企业产权特征与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美国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已成为许多国家进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重要参考,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企业的产权关系,充分体现各产权主体利益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之下,而只有充分考虑各产权人利益的风险管理制度才能有效地防止风险。由于中美两国企业的产权结构、制度环境和法律体系均有一定的差异,中国必须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适应自己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     

中美贸易关系的理论简析

技术实力的差距决定了中美两国在高技术等级商品与低技术等级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具有低技术等级商品的相对价格优势,并出口低技术等级商品来换取美国的高技术等级的商品。这种贸易关系虽然是互利的,但贸易利益的分配对中国明显不利。我国只有加速自己技术进步的速度,才能够从中美贸易关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     

中美贸易关系分析

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市场,第二大贸易顺差来源地;而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市场,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对于两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2007年的两国贸易关系来看,呈现两大特点：发展迅速,互惠互利;摩擦增多,此起彼伏。两国双边贸易规模继续扩大,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两国在贸易中双边摩擦接连不断,还比较尖锐。2007年中美经贸热点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和反补贴以及337调查问题上。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推出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攻击对象。自2017年8月18日美国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也只能在彼此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试中逐步得到解决。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不同于一般贸易理论的有效解释及说明,有助于理性认识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对华新思维——访经济学家陶冬

美国财长鲍尔森在上台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全面改写了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自鲍威尔之后,中国在美国政府中一直缺少一位真正相互了解、利益上接近的、具有影响力的代言人。鲍尔森对中国的崛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美两国是世界经济的两大旗舰,因而中美之间必须重新适应,建立起新型     

制度与合作环境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的影响——来自中美两国26家企业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企业开放式创新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其开放式创新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制度与合作环境是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外部环境。选取中美两国26家典型企业,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制度与合作环境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中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多重路径。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存在4条高开放式创新绩效获取路径,美国企业存在两条高开放式创新绩效获取路径,核心条件均为知识产权保护或合作广度;当中美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中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或合作广度时,开放式创新绩效欠佳;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获取外部技术的主要途径是对外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长期来看,这并不利于我国开放式创新的持续发展。     

论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之“谜”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是由中美两国在高技术产品上出现与其比较优势不符的贸易所致。21世纪初,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中美信息与通讯贸易顺差,以及中国对美部分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转为逆差;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在减弱,外商对华高技术产品加工生产工序的产业转移,成为失衡的主要原因。由此造成美国、中国、东亚经济体在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形成三方"互利",但非"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探析

中美之间客观存在的贸易不平衡是当代国际产业分工和两国比较优势差异的结果,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更加恶化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利益自然地倾向于贸易顺差一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量质优价廉商品使低储蓄率的美国获得了贸易利益,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又使美国获得了不菲的铸币收入。     

中美贸易逆差的转移性分析

"中美贸易逆差",指的是从1993年(中国方面统计,美国方面统计逆差最早出现在1983年)以来,中美贸易中美国所处的逆差国状态。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特别是1997年和1998年两国元首实现瓦访、中美两国确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以及1999年11月15日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美双边谈判     

改善中美投资环境 双向投资潜力巨大——中美企业投资与合作论坛观点综述之一

2012年7月17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共同主办中美企业投资与合作论坛。双方专家认为,中美两国正努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双向投资潜力巨大;加强中美投资合作,不仅促进两国经济增长,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中方代表认为,目前,中美双向投资规模很小,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面临市场开放不足、技术出口管制、安全审查不透明,对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偏见等诸多障碍。美方代表认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遇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了解。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加强沟通联系,改善各自投资环境,为双方企业相互投资创造便利条件。     

中美汇率分歧应通过多边谈判解决

中国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商定:2004年1月,中美两国将举办双边会谈,探讨解决两国在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上分歧的途径。不仅是中美两国的问题在亚洲与美国经贸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仅涉及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而且涉及中国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参与中美谈判,必然难以合理确定人民币的对外均衡价值,更难以解决中美在汇率形成机制上的分歧。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多边经贸往来,需要多边汇率加以满足。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很多原料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美双边谈判有可能…     

中美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差异及其经济文化背景分析

知识型员工的激励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普遍面临的新课题。随着中美两国企业之间交流合作的日益深入,研究两国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因素差异及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原因这一课题,已变得越来越迫切。笔者对比分析了中关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本身及其干扰因子的差异,以及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原因并发现：中关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差异的基础是收入水平差异,同时也是两国文化差异的体现,相比美国而言,中国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因素更具有复杂性和权变性。     

破除政策障碍 推动双向投资合作——中美企业投资与合作论坛观点综述之二

在中美企业投资与合作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近年来全球投资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全球投资竞争加剧。中美两国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为实现中美双向投资双赢,中美两国都应该努力改善各自的投资环境,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要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背景进行深入了解,提前做好准备。     

中美两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格局比较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复杂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认同度日益提高,大国间的地缘经济博弈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和手段。南美洲虽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外围地带",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区位和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拓展方向的战略定位,使其成为中美两国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地区。文章从投资与贸易两个维度来刻画地缘经济联系的强弱,探讨2000—2015年中美两国在南美洲地缘经济博弈的时空演变和格局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1)中国与美国对南美洲的经济依赖明显低于南美洲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双边均呈现出不均衡的相互依赖。(2)从时空演进上看,相对于美国,中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增强呈现出由南向北扩展的趋势,这主要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使得南美洲内部呈现南北差异。(3)中美两国在南美洲地缘经济博弈中,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呈现出不同特征,中国侧重于通过投资的方式与美国进行博弈,并从2010年开始在投资方面比美国更具优势,而美国则更加注重保持在南美洲已有的贸易地位。     

底线思维、贡献思维与中美经贸谈判战略北大核心

中美经济关系在过去五年间出现摩擦和波动,发端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销往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引发了中国对应措施后两国进行多轮谈判,近期美国开始单方面考虑取消现存的部分关税。本文基于谈判的概念和分析视角,以小见大地从若干个具体议题来分析中美经贸谈判中所蕴含的底线思维和贡献思维。分析结果表明,中美谈判是互利共赢的,而且中方的行动非常有效。具体地,本文依据谈判领域“利益分解为议题”的分析方法和三类谈判议题的特点,通过案例分析中美谈判中控制阿片类药物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等具体议题,说明中美经济发展关系中存在大量互惠互利的机会,可以令双方都获益。进一步地,以大豆为例,用相对动态的2018年大豆进出口数据来对比相对静态的2017年数据,再次说明中美之间的谈判是互利共赢的,中国采取的行动也符合底线思维和贡献思维。     

汇率是否是决定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基于中美产业结构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长期中,中美双边贸易对人民币汇率的敏感性较低。由于中美双边贸易具有互补性特点,人民币汇率调整并不能改变中美双边贸易余额。中美双边贸易的真正原因来自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存在差异,在美国自身产业结构向外转移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