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决策理论:最大社会收益原则

最大社会收益要求估计公共决策每一方案的收益的成本，选择社会净收益最大的方案。公共决策的收益和成本包括效率意义上的收益和成本，以及收入再分配意义上的收益和成本。本利用两种典型情况来说明政府决策对效率的影响和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第一种情况以最大社会收益原则确定政府的最适规模，第二种情况以最大社会收益原则讨论公共部门的转移性支出对公平产生的影响。     

城乡差异和人口流动中的收益与风险机制

本文根据城乡差异导致农村人口流向这一社会现象出发,利用社会收益与风险进行比较分析,表明城乡社会收益与风险的分配不均是人口流动的根源所在,通过人口流动这一再分配过程减少收益与风险梯度差,使城乡收益与风险的分配达到Pareto最优状态,从而不断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集体行动逻辑、乡土社会嵌入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嵌入理论为基石,以演化博弈为分析工具,通过解构乡土社会嵌入对集体行动逻辑的生成机制,构建农村社区成员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总体框架。在总体框架下,基于不同的乡土社会嵌入条件,农村社区成员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收益、策略选择迥然相异,弱社区记忆的社区成员仅仅作为"经济人"理性地计算来自于公共产品供给的直接性收益,而强社区记忆的社区成员同时也作为"社会人"权衡通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所形成的关联性收益。本文的结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强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能够收敛于合作互惠的演化稳定均衡,而弱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无法有效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农村小额信贷中的外部性效应分析

通过对农村小额信贷的外部性效应进行分析，解释了农村小额信贷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时未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原因，即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小额贷款公司未能享受到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利用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农村信贷行为给予相应补贴、减少其税负和让其获取农村经济增长的收益权。     

郊区被动型城市化农民就业问题研究--厦门市禾山镇农民非农化问题实证分析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郊区农村属于被动加入城市化行列，由于郊区农业边际收益高，农民非农化水平相对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城郊农民违章搭盖带来的收益，增加部分农民自愿待业的倾向，推进郊区农村城市化，需广辟农民非农化途径，鼓励农民发展第三产业，把处理农民违章建筑与允许农民集资建设“外来人民公寓”和农民的劳动就业联系起来，促进郊区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就业。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分析

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农业经营风险增加、家庭的小型化、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农村传统的依赖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大幅弱化。本文在对我国农村现实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我国当前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为进一步的制度设计提供必要的支持。     

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长期以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转移农民，而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许多问题，如转移不足、转移产业层次低、转移巩固率低、转移前后的比较收益不高。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产生上述问题的关键。     

成本收益视角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必然，但它因农民需求的不足却迟缓不前。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需求的大小主要是对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农户户均经营规模的狭小、农户参与合作组织前初始交易成本的低下、社会信用的困境、管理制度和人才的缺失、农地产权的不稳定，导致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成本提高，净收益低下，从而抑制了农户对合作组织的需求。     

农村人力资本迁移的公共政策分析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以及城市化的进程，是当前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和社会政策。本文结合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方面知识，从迁移的成本收益角度出发，对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方面的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优化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模式。     

社会建设视野下的农村小微实体企业发展探析——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在国家惠农政策及扶贫战略的支持下,作为国家级贫困地区的武陵山片区农村社会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日趋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村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在成就的背后却难以掩盖因为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导致的公共设施建设利用不足甚至闲置的问题,农村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人口的流失而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而农村社会建设发挥其应有价值的途径就是吸引人口的回归,这就需要大力促进小微实体企业为青壮年提供就业及获取收益的机会.     

宾县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分析

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有限土地资源集约增效，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同时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其他非农产业实现各自的收益，是促进广大农民增收的最有效途径。     

构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考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人口流动不可否认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盐由之路，是我国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农村的发展与稳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流动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应保持农村人口的适度流动，并采取必要的改革与相关措施，消除消极影响，最终使农村人口流动能够真正地转移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最终促进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采用市场机制配置农村建设用地,实现其权益价值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民增加土地财产性收入起积极作用。文章基于成都市郫都区实践,分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以及入市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效果及机制。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经济价值得以显化并增值,在此过程中,政府进行了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方式获得收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凭借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获得土地收益,并以2∶8的比例在农民个人和集体之间分配,成为农民个人及集体的土地财产性收益;(2)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农民获得"租金(现金分红)、股金、薪金和公益金",即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拓展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入市当年农民人均直接获取土地财产性收益2 086元;(3)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助推农民增收存在存量土地资源不够多、制度不够全等制约因素,需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供给,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运用费用收益理论对劳动力流动的动机、条件、个人决策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同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认为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为了追求较高的收入，劳动力流动呈现由西部向东部、由农村向城市的基本态势。受流动成本和收益的制约，素质较高的劳动者相对更容易实现迁移。     

守望中的农村“留守妇女”——九江县江洲镇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状况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中“留守妇女”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深入九江县江洲镇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该镇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状况，以探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妇女”问题。     

企业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

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实现投资者收益的最大化，企业担当的社会责任也必然要以投资者收益为目标，两者似乎存在着无法协调的矛盾。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企业的经济责任还是社会责任均难以实现。     

龙头企业在“三农”工程中的战略地位

在实施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观战略中，有一系列战略重点要突破，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生活改善与素质提高，始终是一个战略重点。在“三农”这一战略重点上，强化龙头企业是关键，它能够发挥强大的吸引和辐射作用，为广大农民带来巨大的收益，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从教育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我国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

近年来,我国高校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同时农村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全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由此可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有待提升。教育成本和收益对其高等教育投资行为起主要影响作用。在成本方面,高等教育费用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始终偏高;农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承担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农村大学生面临比城市大学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成本偏高。在收益方面,农村居民仅仅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短期内的收入趋向于甚至高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忽略了高等教育所带来的长期收益。以上原因都导致了农村家庭放弃高等教育投资。国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减小以上因素的影响,促进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     

基于利益分享经济理念的农民增收机制分析

农民增收中面临的分配问题主要涉及农业经营、劳动力转移、土地权益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农民获取公平收入的指导。我国农村经济中存在着实行社会主义分享制的深厚土壤。构建以社会主义分享制为轴心的农业经营收益分享机制、农村劳动力转移收益分享机制和土地收益分享机制,是解决农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