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变化和波动情况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情况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1)从1992年～2006年,中国同韩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制成品贸易条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2)对贸易条件波动性分阶段考察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同韩国不管是整体贸易条件还是分类商品贸易条件,其波动性都是显著下降的;(3)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的波动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而减小中国同韩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关键在于减小高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波动。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趋势与出口商品结构——基于1981-2007年的时序数据的研究

利用回归方程对1981-2007年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中国贸易条件以每年4.6%的速度下降,其中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是主要动因。在此基础上,利用协整模型对价格贸易条件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长期来看,价格贸易条件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上升是造成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格兰杰原因。     

中国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考证:1985—2004

仅仅根据近年来商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而得出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结论,是缺乏有效根据的,甚至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贸易条件究竟是在改善还是在恶化,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近年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以及未来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从实证角度对中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可以为关于中国贸易条件的讨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1981-2006年的数据,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均资本存量与收入贸易条件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与价格贸易条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与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累积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资本存量的比例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实际汇率变动与三种贸易条件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贸易条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1999—2018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贸易条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条件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并且贸易条件改善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积极影响,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金融危机前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抑制作用,金融危机后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研投入强度路径实现的。     

我国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1980-2006年的数据对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主要结论有:从总体上看,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是非常显著;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也都验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研究

贸易条件有多种涵义,本文重点论述了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国家的影响。同时对于普雷维什——辛格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出现“贫困化增长”问题,本文结合中国近年来贸易条件变化的情况和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了分析。     

入世前后我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及波动性分析

本文采用1995-2006年我国贸易条件指数,对我国入世前后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和波动性进行分析,得出入世前后我国整体贸易条件和绝大部分种类商品的贸易条件是下降的.前者在入世后下降更为明显.入世后我国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和大部分分类商品的波,动性大于入世前,且入世后的贸易条件出现明显下降的分类商品,入世后的波动性也比入世前较大.     

中国同日本贸易条件变化和波动情况的经验分析

文章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同日本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情况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从1987-2006年,中国同日本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整体贸易条件和制成品贸易条件则出现了明显的恶化;中国同日本贸易条件的波动主要是由中国对日本初级产品出口份额大的波动、中技术产品及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以及高技术产品贸易条件的较大波动引起的,而减小中国同日本贸易条件波动的关键在于减小高技术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     

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

本文在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行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抽象出影响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结果显示:贸易水平与开放度存在高度相关,表明开放式是实现我国贸易水平升级的第一要素;贸易水平与合理度和主导力呈现正相关,表明了这二个指标对于贸易水平升级的重要意义;分散度和贸易条件则与贸易水平呈现负相关,表明过度集中的贸易依存度影响了贸易的分散度,而不良的贸易条件是制约我国贸易水平升级的第一要素.     

FDI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5～2006年的统计数据,建立了包含价格贸易条件、初级产品进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贸易顺差和外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这5个变量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是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而初级产品进口对改善价格贸易条件有正效应,但正效应目前还不显著,FDI对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有显著的正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政策建议。     

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变化和波动情况的经验分析

依据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和波动情况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在1987～2006年期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贸易条件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制成品贸易条件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中国与东盟初级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不稳定、资源型制成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大的波动对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起了主导作用。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的贸易收支——基于汇率传递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汇率传递视角探讨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结论表明:首先,人民币汇率贬值和升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人民币升值对初级产品贸易收支、工业制成品贸易收支以及贸易总收支几乎没有影响;人民币贬值对工业制成品贸易收支和贸易总收支均存在显著性的影响,但对初级产品贸易收支没有影响。其次,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初级产品的净出口基本没有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金属矿砂、煤、焦炭、石油等主要初级产品的刚性需求以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稀缺资源性产品定价权的缺失与不足。再次,人民币贬值不仅不能增加工业制成品净出口,反而恶化了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收支,究其原因,在于占较大比重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进出口需求弹性较小。最后,本文在以上结论研究基础之上得到了许多有益启示。     

我国对外贸易利益分析:基于2001-2008年的数据

基于2001-2008年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和保税仓储转口货物4种贸易方式下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分析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益。研究发现,我国与6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不对等。我国进出口产品贸易结构已实现了高度化,双边贸易的主要产品比较分散,表现出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4种贸易方式下,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但是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趋于提高,我国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取贸易利益。我国商品出口贸易结构的高度化与价格贸易条件正相关,但是我国在不同贸易方式下获取贸易利益的水平不同。     

入世前后浙江省贸易条件变动的实证分析

文章对浙江省入世前后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贸易条件的变动受入世的影响较大.其进出口产品、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及制成品要素贸易条件在入世后均相对趋向不利的变动;收入贸易条件则以入世为界趋于改善;经过调整计算的价格贸易条件也显示出入世后的贸易利益变动不利于浙江省.文章最后重点分析了入世后影响浙江贸易条件变动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改善其贸易条件的对策建议.     

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内外部均衡的视角

文章运用1981～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实际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和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是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Granger原因。文章据此认为,宏观经济内部失衡,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迫使企业低价出口,是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     

Composition of trade flow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devaluation

We empirically explore whether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s of fiscal devaluation, which consists of reducing the employer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and increasing the value‐added tax rate, depend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rade flows. Our sample comprises data on bilateral balances of trade between 28 European Union (EU) Member States and their main EU trade partners over the 2000–14 period. We use robust 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s, controlling for the country‐pair and time fixed effects, to test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iz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axation forms and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good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i) consumer, intermediate and capital goods; and (ii) labour and capital‐intensive good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devaluation depend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rade flows. Value‐added tax is more strong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bilateral) balances of trade in consumer goods, compared to balances of trade in capital and intermediate goods. The employers’ contribution rate, in contrast, is more tigh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balances of trade in capital goods. The latter finding also holds true for trade balances of labour‐intensive goods compared to balances of capital‐intensive goods.     

Intermediate imports, the terms of trade,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exchange rate and current accou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an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ion input. The framework of the analysis is a small open economy with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and endogenous terms of trade, in which saving depends on residents' (variabl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Contrary to popular conceptions, an intermediate price shock may lead to an appreciation of the exchange rate in both the short run and the long run, and is likely to occasion a current-account surplus. The terms of trade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finished goods always improve in the long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