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效应对联盟伙伴道德风险行为约束的博弈分析

在重复博弈及信息充分传递的情况下,声誉效应可以成为一种影响行为主体行动选择的激励机制。基于古诺博弈模型的扩展分析表明,不考虑声誉时,战略联盟中的企业具有很强的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联盟伙伴间的博弈会陷入囚徒困境,并使得联盟走向解体。但重复博弈时声誉效应会起到积极作用,对联盟中的企业道德风险行为产生有效约束。     

地方声誉建设中的政府管制

声誉是行为主体的一项总体性无形资产,地方声誉是由政府声誉、企业声誉和个人声誉组成的声誉集合。地方声誉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但其组成主体的多元化、具体内容的模糊性和信息的行政垄断性使得对其建设和维护存在很多困难。政府管制有其适用范围约束,因此对地方声誉建设要实行有限管制,政府管制要和市场运作相结合。     

团体标准联盟成员机会主义行为治理分析——基于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的视角

随着团体标准作为标准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快速发展，部分企业通过生产不达标产品的机会主义行为却直接损害了团体标准集体利益，同时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为探究治理团体标准联盟成员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方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在治理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中的承担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协会可以利用信息披露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但由于其自身不具备强制性惩罚功能，无法消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只有在地方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利用强制惩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有效杜绝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基于上述结论，从建立声誉机制和优化监管两个方面为第三方机构治理团体标准成员机会主义行为提供实际管理中的相关建议。     

浅析制度环境与地方政府行为选择

文章从地方政府"经济人"假设出发,阐述了制度环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影响.分析认为,在侧重于经济增长的官员考核制度、"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和形式化的监督体制等制度的激励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地方政府会将地区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并可能采取一系列机会主义行为.     

司法判决一定不利于弱者吗?

当多目标的政府由于某种条件约束,既没有做出有效承诺,也难以建立一以贯之的声誉的时候,将难以取得民众的信任,官员或法官的渎职、腐败将加强这种不信任.在这种背景下,当政府(官员)真的按照法律执行,民众也可能心生疑窦.机会主义弱者采取策略性行为于是有机可乘,通过理论上看起来不可置信的威胁获得于己有利的判决往往能够成功.它的成功又会引发执行官员或法官、普通民众的一系列策略性反应,甚至造成整个社会机会主义盛行,无视规则的不利后果.     

转轨期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缩影以及直接代表,它的行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直接影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执行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并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解释中央、地方政府和政要3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阐述地方政府行为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地方政府的作用范围和方式,揭示地方政府行为作用的局限性,探索修正地方政府行为的措施.     

职业忧虑影响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经验分析

本文应用概率单位模型 ( probit model) ,对基金经理所面临的“隐性激励”——职业(声誉 )忧虑如何影响其投资行为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有 :基金经理面临消极职业结果 (降职或离职 )的可能性与基金当期业绩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当业绩较差时 ,基金经理有消极职业结果的可能性在大规模基金中更小 ,而在大基金家族中更大 ;年轻的基金经理采用非常规的投资策略失败后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因而他们在投资组合的行业选择上更容易产生“羊群效应”。文章还对中国基金经理面对职业忧虑所采取的与理论分析不一致的“机会主义”或“败德行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意见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研究

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最主要的关系是财税体制关系.中国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政策税权集中、税法统一,除中央政府外的其他政府对税收的权力非常小.本文在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文献研究基础上,概述了我国财税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针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并为缓解地方与中央政府矛盾,优化彼此关系给出合理意见.     

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首先利用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理论框架,揭示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单一的中央政府依托相对绩效考核的晋升激励假设下,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会采取模仿战略来最大化自身利益,进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而放松假设后,地方政府的行为将出现分化.接下来,本文根据1999-2007年中国省际间工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变动情况,对理论推导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近年来导致我国产业结构趋同的关键因素并非地区间相对绩效竞争的结果,而是由GDP增长率等绝对绩效指标带来的晋升激励扭曲.此外,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益控制权的行为,将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化.     

政府在房市中的行为分析

房地产市场和政府行为不无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博弈关系,常常造成地方政府和房产商相勾结,共同消极对待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为此,应重新审视和制定政绩考核机制;完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改革现行房地产税制;加强中央宏观调控.     

转型期地方政府重叠利益行为模式研究——以房地产调控为例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较为复杂,可以用重叠利益行动结构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多样化的行为表现,源自于其行为的利益归属区间的不同.在房地产调控领域,由于地方政府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和本地区具体情况,按照重叠利益结构原理,对调控措施进行了巧妙的选择,结果保证了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但未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公众无实质性制衡权力的情况下,改变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主要推手是中央政府.     

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我国产业政策绩效较低,主要原因是产业政策实施机制不健全.其中政府行为是影响产业政策绩效的重要变量.鉴于此,文章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各部门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三个层次的博弈关系,揭示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行为缺陷是由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机制,提高我国的产业政策绩效.     

解析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兼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与膨胀

我国地方政府竞争不同于国外联邦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的竞争是投资驱动型的竞争,竞争的实质是资金的竞争.以中央政府满意和地方经济控制权为利益函数的地方政府更重视短期性的、显性的经济增长,这就异化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地方政府并不把依靠培养税基而增加的税收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而是首选债务融资.地方政府的这种融资需求在政府垄断金融资源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并不断膨胀.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多阶段正和博弈分析

用一个改进的KMR W声誉博弈模型解释了近年来跨国公司与许多(发展中)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稳定合作现象和斯特兰奇与斯托普福德提出的“正和博弈”思想。本文模型为有限人数的多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它考虑了声誉价值、信息成本和时间成本，讨论了囚徒型、学习型和声誉型(定义参见正文)三类参与人的策略选择，排除了KMR W声誉博弈模型中“非理性假定”存在的必要，对现实有更强的解释力，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需求、承销商声誉、发行特征与IPO抑价的实证关系研究——基于A股市场

本文用2009-2013年A股上市的887只股票,研究了承销商声誉、需求、政府管制和其他发行特征等因素对IPO抑价的影响,发现需求对IPO抑价的影响最大,需求越大,IPO抑价率也越高,承销商声誉几乎不显著,政府管制显著,且有正向的影响.其他的发行特征表明：发行价格越低,IPO抑价率越高,承销商选择认购也会提升IPO抑价率.     

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负效应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分税制实施以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明确的地方收益权,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事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由此会出现调整制度的需求.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无疑会产生正面效应,但也有负面影响.本文采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地方公众利益的不一致性,据此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提出了对策措施.     

上海产业结构变迁的灰色关联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分税制实施以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明确的地方收益权,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事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由此会出现调整制度的需求.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无疑会产生正面效应,但也有负面影响.本文采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地方公众利益的不一致性,据此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提出了对策措施.     

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竞争的博弈分析

在中央政府的晋升激励与约束下,地方政府官员与其晋升对手在不同制度组合中进行横向博弈,并依据价格结构的变化,选择适应性行为,而正是这种行为最终会影响其能否获得晋升.     

声誉效应与装备采购隐性激励机制

声誉效应能够有效激励承制厂商在生产过程中努力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装备采购中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文章提出了装备采购中隐性机制发挥对承制厂商的激励作用的相关举措.     

FDI、非均衡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

东道国中央政府根据地区的不同，对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收益选择不同税收的非均衡税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跨国公司要求地方政府补贴的议价能力。虽然这样可以增加本国的税收收入，但是，不利于跨国公司与投资地区达到最有效率的配置，则跨国公司给本国带来的外部效应就会降低，因此。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和跨国公司的类型选择不同的税率。使跨国公司和所投资地区达到最优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