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过程的内在原因,以助于协调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耕地保护工作与未来经济运行相一致。研究方法: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利用Eviews4.1软件分析。研究结果: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与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并不一致,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须将城市化作为切入点。     

耕地非农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验证——基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并进行验证。研究方法：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常规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结果均显示,中国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验证了“耕地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且当经济增长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达到1.4087时,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将逐渐减小;区域间的耕地非农化确实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即相邻地区耕地非农化数量变动1%,会导致本地区耕地非农化数量平均变动0.1627%。研究结论：系统地识别、评估区域间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联动性,对于促进区域间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东、中、西部之间耕地保护协调——土地效率理论存在的问题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效率理论(以效率分配农地非农化指标理论)存在的问题,研究地区间耕地保护协调的方法。研究方法:文献法,理论分析法及计量经济方法。研究结果:农地非农化指标的分配不应该仅根据效率差异决定,而应综合考虑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1)如果在地区间实行非农化指标转移,补偿机制是否建立依赖于两地区资金对土地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关系;(2)以用地效率来指导非农化指标分配的思路能够提高两地区总体的产出水平,但两地区之间公平会受到损害;(3)农地非农化指标转移等类似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     

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影响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压力、状态与响应因素的多重并发影响和因果组态复杂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的影响分析和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2004—2020年中国耕地“非农化”面积总体呈增长态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和不同单元分别表现出“东多西少”“阶梯递增”“中西扩散”特征。（2)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体现出明显时空异质效应，其中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是普遍性的因素。（3)压力、状态与响应中单因素并不构成影响耕地“非农化”的必要条件，不同地区耕地“非农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构型并发协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组态构型的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会发生角色和地位的转换。研究结论：耕地“非农化”受经济、社会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调控管理政策时需着眼于不同组态路径中压力、状态及响应多重条件的适配关系，加强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空间规划管控。     

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与迁移路径

目的 耕地非农化影响1.2亿hm²（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有效掌握耕地非农化演变空间特征是保护耕地的重要前提。方法 文章以广西边境3个地级市的23个县域地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刻画1980—2018年耕地非农化速度与方向，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空间特征。结果 （1）1980—2018年4个时期内耕地非农化面积呈“N”型波动增长的趋势，其中2010—2018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大，为49 367 hm²；1990—2000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小，为5 270 hm²，耕地非农化面积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城市中心。（2）耕地非农化速度具有空间非均衡性，标准差椭圆面积往东南方向持续扩张，耕地非农化空间上总体由西北部往东南方向迁移，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3）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面积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但集聚优势逐渐下降，“高—高”聚类的空间变化主导了耕地非农化面积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格局演变。结论 研究揭示了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可为边境地区制定耕地非农化管控机制和优化国土空间结构提供参考。     

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及协调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以四川省1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四川省人口、经济、耕地非农化等数据,对其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分析四川省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通过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探讨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高水平区分布较为分散,而低水平区相对集中,分布在川东地区;耕地非农化程度空间分布不均衡,中低水平耕地非农化地区与高水平耕地非农化地区差异明显;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存在耦合性,但是协调发展区极少。     

耕地非农化的空间过程与扩散路径研究——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研究目的:在土地利用现状及变更数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法,揭示2005—2013年龙泉驿区耕地非农化空间过程和规律,并通过非农化重心曲线分析其空间扩散路径,从而为耕地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借鉴。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空间数据挖掘、GIS空间分析、重心模型等数学模型方法。研究结果:(1)龙泉驿区耕地非农化空间分布较为明显,集中分布在西部平原的城镇周边及主要交通干线附近区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但2009—2013年与2005—2009年相比,这种不均衡性有所减弱;(2)以耕地非农化指数为等级划分标准的高等别非农化区的行政村集中分布西部平原城镇周边区域,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但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不同等级耕地非农化区数量关系及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3)2005—2013年不同等级耕地非农化重心呈现出由高到低从城乡结合部外围区域向城镇中心回旋的趋势,以2005—2009年为基础,2009—2013年高等级耕地非农化重心向西移动,而低等级向东移动,耕地非农化总体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了1861.32 m。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较好揭示了2005—2013年龙泉驿区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扩散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为耕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耕地非农化研究进展及展望

［目的］通过梳理我国耕地非农化的研究进展,研判现有研究成效及不足,并结合新时代耕地非农化的诉求,厘定未来研究导向和重点,为增强耕地非农化成果精准性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该文采用文献综述法和对比分析法总结我国耕地非农化的研究及发展趋势。［结果］（1）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耕地非农化研究内容丰富,耕地非农化发展现状主要涉及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发展异质性显著; 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较为明显,但对社会及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 驱动力及驱动机制对耕地非农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 耕地非农化体制机制、技术层面的调控因地区性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 研究多以耕地非农化的静态为主,动态性不强,对耕地非农化发展过程的控制与管控研究存在不足。（2）从研究尺度上看,我国耕地非农化研究集中在以全国和省市域为主的宏观地域上,对全国以及各省份及其内部范畴的耕地非农化做出研究分析,该尺度范围内耕地非农化发展大体呈不均衡态势,而目前我国对于微观层面上的研究相对较少。（3）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多以定性方法为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问题,通过数理统计分析研究耕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并结合遥感与GIS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但多目标、多学科综合集成的智能体技术应用较少。［结论］创新耕地非农化的研究方法,构建智能决策模型; 加强耕地非农化过程管控研究,提高实时监控力度与吻合度; 厘清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完善多尺度、多层次结构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分析

研究目的：在对耕地利用及转用的经济过程与相关利益主体损益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耕地流失经济机理,提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与定性分析法。研究结果：多功能外溢引发的耕地利用低收益和耕地非农化的低成本以及耕地保护的巨大机会成本是耕地转用的根本所在,可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补贴以及发展机会成本补偿两个方面建立耕地保护经济机制。研究结论：当前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中缺乏有效的经济补偿机制,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对平衡各相关经济主体间的利益配置关系,形成完备的耕地保护约束激励机制,增强耕地保护的微观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江汉平原耕地资源非农化空间差异分析

在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占用大量耕地的同时,农村居民点也在占用耕地.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城市化,还包括土地利用城市化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通过人口城市化指标来表征人口结构、土地利用城市化指标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指标来表征土地利用结构.在分析江汉平原人口城市化、土地利用城市化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空间差异的基础上,研究了江汉平原人口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差异与耕地非农化空间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4年,江汉平原地区耕地非农化面积较多的市县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城市圈内;耕地非农化主要流向城镇用地、交通用地和工矿用地,但各市县的情况不一;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差异是形成江汉平原耕地非农化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耕地发展权制度构建研究

研究目的：探求与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管制相适应的耕地权利人市场化补偿机制，为耕地保护法建立公平、长效耕地补偿制度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耕地保护责任承担出现了错位，并且随着耕地用途管制的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财政补偿明显不足。立法上应当建立以耕地发展权为基础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耕地发展权是耕地非农建设和非粮种植的权利，属新型用益物权，由耕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享有。应建立耕地发展权银行，推动耕地发展权转移，发展权受让人不仅要支付新增指标（限额）交易的费用，还应支付以所在地区指标（限额）交易价格为标准的费用，用以补偿既有耕地权利人。研究结论：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严格用途管制，是对耕地权利人耕地发展权的限制，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建立与耕地用途严格管制相适应的耕地补偿制度，以保障地区公平发展，提高耕地保护积极性。     

浅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

耕地保护是我国基本国策,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是目前实现耕地保护目标的主要手段。本文分析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社会、经济、生态效益问题以及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关系,认为耕地保护必须在完善农地权利体系基础上,走“质量、数量并重“的道路,尽快将保护耕地的重点从行政区为导向“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向基本农田为导向的“优质耕地、优质保护“转移。     

论退耕的概念

结合国内外退耕实践,首先给出了退耕的广义概念———退耕即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原因,将耕地停止耕种并将其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方式,进而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重点提出了狭义退耕,即生态退耕的概念,并从退耕的目的和出发点、耕地的概念、退耕对象的生态状况以及退耕中“退”字的含义等四个方面对生态退耕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通过比较,认为Converting Cultivated Land back to Forest or Grassland,etc.是中文退耕较为准确的英文翻译。     

基于岭回归的农地城市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策制度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辨识主导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利用岭回归法,应用SAS软件分析。研究结果:(1)居民收入水平与耕地消耗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城市流转有加剧趋势;(2)耕地消耗率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降低,这与中国各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有关,但同时表明现阶段中国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提高;(3)随着地均GDP的增加、征收耕地市价水平的升高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耕地消耗率有上升趋势;(4)随着耕地利用效益的增加、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提高以及总人口的增加,耕地消耗率呈下降态势,但回归不显著。研究结论:居民收入水平、土地市场化程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现阶段应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土地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引导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降低耕地消耗率。     

四川省经济发展与耕地非农化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目前四川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各项建设也占用了大量耕地.利用四川省1988-2005 年的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法分析四川省GDP、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GDP和城市化水平是耕地非农化的原因,同时耕地非农化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耕地非农化并没有导致GDP的明显增加.     

南京市城市化与耕地保护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需要转用一定数量的耕地用作建设用地，但从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更少的具体国情出发，必须实行从严的耕地转用制度，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本文以南京市为例，通过分析南京市的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对策。     

中国耕地供需变化规律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中国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满足粮食安全的耕地供给之间的消长关系及变化规律,以期为国家土地利用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首先提出关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即满足粮食安全的人均耕地需求）和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的假设。然后对历年中国耕地的统计数据进行订正,重建1980 — 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据此计算了同期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反映耕地需求和供给的对比关系）,并验证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假设。研究结果：保障粮食安全的人均耕地需求数量逐渐降低,耕地压力指数虽先降后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中国在基本满足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生态退耕,因而满足粮食安全需求的耕地供给不断减少,同时人口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安全状况非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耕地压力指数非但没有加重,反而有所减轻,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增长过程的推导和证明,显示了两个拐点分别出现在1980年和2050年,前者是从缓慢到加速的转折点;后者是从增长到停滞的转折点,保证粮食安全的耕地供给将趋于稳定。其间还有一个由加速到减缓的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研究结论：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粮食安全用地需求可以兼顾。     

北京市大兴区耕地资源稳定性评价

研究目的:本文以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可能性为基础,研究耕地的稳定性,为耕地保护提供新的依据。研究方法:本文以大兴区2006年现状耕地为研究对象,从地块尺度综合考虑耕地资源的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区进行耕地稳定性评价,并对耕地的稳定性进行分级,在此基础上对耕地分区、分级保护。研究结果：（1）从地块尺度出发,从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可能性入手,把大兴区耕地的稳定性划分为4个级别。（2）大兴区耕地不稳定与较不稳定地块之和为1861个,占总数的36.33%;较稳定的斑块数为1703个,占总数的33.25%;稳定斑块数量为1558个,占总斑块的30.42%。（3）大兴区耕地稳定性空间分布特征为不稳定的耕地地块主要分布在大兴区北部发达地区;较不稳定的耕地地块,沿各主要道路呈明显的带状分布。（4）基于耕地资源稳定性评价,将大兴区耕地分级保护,宏观微观相结合,统筹考虑保护区和地块特点,有利于切实做好耕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