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与健康的形势发展分析

一、现状与问题(一)人口发展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20年来,人口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目前,我国的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的发展态势。2003年,我国年末总人口为12.9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但从我国人口发展形势上看,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低生育水平仍不稳定。目前的低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现的,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群众的传统生育观念仍相对落后,实行计划生育仍面临一些实…     

中国生育水平历史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自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自建国初期的高、高、低经过高、低、高过渡到目前的低、低、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说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那么,在1990年代及之后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本文简要论述了我国生育水平的历史现状、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由此引发的问题、以及对策和建议。     

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云南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人口预测,通过对比2011-2015年期间的实际人口数据和预测数据得出一个修正系数,并以此为参照将2016年的人口预测结果进行适当地修正作为人口预测基础数据.结果表明:云南自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将在5年后的时间达到人口出生高峰,此后人口增长趋于减缓,并在2045年左右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劳动力人口规模在2026年以前持续增长,此后开始下降,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增加.“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还需从社会制度层面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带来的短期出生人口高峰,刺激了新的消费需求、扩大了城市就业空间,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体职业生涯规划产生影响,尤其是女性职工在事业发展方面可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作用,育龄女性劳动者完成生育后再次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重新择业,女性就业岗位开发、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等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人口老龄化探析调整徐州市城区生育政策的建议

徐州作为江苏省的人口大市,已经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徐州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从中国的情形看,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化的最主要原因,适当改变生育政策的可以加速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过程。笔者主张,科学调整徐州主城区生育政策,把现行的追求低生育率政策平稳过渡为"低生育率水平与调控人口年龄结构质量并举"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将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影响我国女性就业的原因探析

本文在阐释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现状的基础上,从社会、企业及女性多个主体出发,分析了女性就业歧视存在和恶化的原因;最后,文章指出应从促进产业机构升级、加强执法力度、完善女性生育保险等方面解决女性就业歧视问题。     

我国0-3岁幼儿托育服务状况及“十四五”供需趋势

<正>大规模高质量的托育服务建设对于我国生育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大幅下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处于极低水平,提高生育率已经成为迫切问题。我国当前家庭养育负担较重（洪秀敏等,2020）,不利于生育率提升,     

千方百计做好企业计划生育工作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在我国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推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我国共少生了近4亿人口,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前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发展时期,生育率已下降到发达国家水平.然而,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两个显著特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依然十分严峻.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存在强烈的反     

“双独”可生二孩政策影响下的生育率变化趋势研究——以陕西为例

本研究在测定陕西省独生子女规模与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生育模式、生育观念转变和育龄人口规模变动等情况,预测陕西省生育率变动趋势。研究发现:陕西省第一批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高峰期;在"双独"可生二孩政策的作用下陕西省总和生育率将持续缓慢增长;"双独"二孩政策和育龄人口波动的合力形成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因此人口计生将迎来新的挑战。     

三孩政策下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困境与进路

随着我国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我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除了育龄女性减少,生育意愿降低也是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三孩政策的出台给予女性“能生”的权利却缺失让女性“敢生”的保障。针对目前在三孩政策下女性劳动者工作现状堪忧、母职惩罚严重、家庭责任分担不均以及国家责任缺位等问题,可以从承认照顾性劳动价值、增设男性产假和政府为企业分担因对女性保护性政策而产生的成本等方面来实现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为女性创造更加可靠的工作和生育环境,推动中国社会向性别公正和平等进步。     

新政策下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预测分析

文章以生育政策、城市化率、出生率、经济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建立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多元回归模型,将该模型导入到人口发展方程中组建联立方程模型。假设我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胎"政策,分析三种情况下的人口变化,比较得出继续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可以使人口结构会向平衡的自然更替水平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下在浙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下滑和老年化速度加快,我国人口问题日益严重,及时调整生育政策迫在眉睫,但新生育政策没有产生明显效果。高校女教师是公认的自身素质高、生育条件相对成熟的群体,选取高校女教师研究其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代表。研究中通过对自变量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及因变量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中理想子女数和生育目的的调查,运用 SPSS 数据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交叉描述统计,深入研究各影响因素对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针对调查结果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家庭层面提出针对性建议让高校女教师敢生、能生和想生,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人口生育水平。     

生育意愿对女性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

当前，国家在积极促进社会生育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女性就业问题。然而，对女性来说，其很难同时兼顾生育与就业，大多数女性常常因为生育而放弃就业，进而给个人、企业乃至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构建生育意愿与离职倾向的关系模型，并提出平衡生育与就业的管理建议，以期改善女性员工因生育而造成的就业问题。     

人口发展与“规模效应”

2010年7月,人口学界首次提出建设三型社会理念,即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之后,还应该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人口均衡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均衡、生育率下降的性别均衡等。从预测的劳动力供需情况看,自2016年起,劳动力市场将总体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矛盾。劳动力缺口,到2020年将超过2000万,而2050年在生育率为1.6的方案下     

浅谈总和生育率与富裕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通过我国六普的数据反映我国的人口已存在问题,总和生育率实际数据在1.18与1.8之间浮动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照此趋势会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总和生育率和人类发展指数进行检验,发现在自然状态下两者存在负相关的规律性,这表明我国需重新思考人为的计划生育政策。     

论女工生育权的社会保障机制

从小处说,女职工生育保障状况关系到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从大处看,女职工生育权保障问题是关系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大事。面对女职工既是社会劳动资源又是生产劳动资源的资源这一双重身份,对其生育权实施特别保障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本文通过对生育权保障机制的历史变迁回顾及对我国现行生育权保障机制的分析,认为:以历史上所实行的单纯以家庭为主体和现行的单纯以就业单位为主体所实施的生育权保障机制,都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权保障需要,应建立起社会、家庭、就业单位三位一体的机制。同时给出了由政府监督家庭、由国家实行社会性生育福利或者由就业单位为全体员工投保生育险等三种具体操作模式作为政策选择参考。     

市场经济提升了女性的就业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就业观念受到强烈冲击，过去，人们就业找政府，捧着“铁饭碗”吃“皇粮”。如今，企业并轨、产业结构调整，相当一部分企业女职工被首当其冲地分流下岗，女性职工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如何摒弃旧的择业观念，更好地谋求生存和发展，已成为下岗女职工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社会经济     

企业工会如何有效关注和促进女职工心理健康

<正>近几年，女性职工在企业运营发展中的价值不断凸显，女职工在工作中受到家庭、单位、社会等因素影响，在心理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女职工心理健康问题迫切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基于此，文章从女职工心理健康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工会如何有效关注和促进女职工心理健康，结合企业女职工工作现状和女职工存在的心理压力，提出了工会关注和促进女职工心理健康的建议。     

职场女性逆袭，要自信更要勇敢

<正>2023年4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四成以上。我国加快促进平等就业,努力消除就业歧视,妇女就业权益得到保障。2021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1%。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女性为6852万人,比2020年增加73万人;占比为40.3%,提高0.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过去十余年来,女性在方方面面的成长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趋势,在多元化领域里绽放出独具魅力的“她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女性地位大幅提升,但是自我发展道路依然漫长。尤其在现行生育制度的压力下,     

全面二孩政策下如何应对女性就业歧视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未来不仅能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还能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但是眼下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对女性就业的歧视也会明显的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如何应对企业对女性就业歧视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需要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考虑,政府在公共政策上进行正确与明智的引导,增加“父育假”,平衡男女员工的生育成本,渗透男性在家庭中的育儿责任,法律也应向育龄女性照顾和倾斜.     

父职参与和生育意愿

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和重大问题。不同于关注外部因素的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聚焦家庭内部,实证研究了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父职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生育意愿,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在性别之间差异不大,但对不同世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提高自身生活满意度和对配偶承担家务的满意度,以及减轻“母职惩罚”在女性收入和职位晋升上的不利影响,是父职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表明,父职参与在显著减少男性工作时长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女性工作时长,但对总体工作时长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父职参与不是简单的“看护者替代”,相较其他看护方式,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围绕提高育儿过程中的父职参与水平制定相关政策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