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国企业出口质量的升级

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通过中间品进口带来高质量的中间品和技术,外生地提升出口质量;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的俘获效应导致企业内生自主技术创新失灵,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有可能为非线性。文章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质量,但过度嵌入会降低出口质量,两者之间成"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间品进口的质量效应、规模效应依然能够提升出口质量,但技术外溢效应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为负,再加上全球价值链嵌入会降低企业自主研发创新从而拉低出口质量,因此中国企业内生的与外生的技术创新无法相互吸收和匹配。全球价值链嵌入OECD国家市场会提高企业出口质量,嵌入非OECD国家市场会降低出口质量,但如果全球价值链嵌入东盟市场或金砖国家也依然能够带来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增加会带来企业出口质量的下降,但出口贸易成本增加会激励企业提高出口质量从而进入收入层次更高、距离更远的市场。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出口模式与企业加成率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理论与实证

文章基于扩展的MO模型,将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和出口动态效应引入该模型加以讨论,论证了不同出口模式选择下加成率的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不同出口模式可能对企业加成率动态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渠道。文章认为出口模式选择通过"出口中学效应"和"需求冲击适应效应"分别从成本渠道和价格渠道影响企业加成率。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静态来看,直接出口企业加成率高于间接出口企业;(2)动态来看,企业间接出口后加成率下降,而直接出口后企业加成率提升;(3)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民营企业表现出更大的动态"加成率效应";(4)针对理论模型中影响渠道的检验显示,直接出口企业的正向"出口中学效应"和"需求冲击适应效应"均显著超过间接出口企业。     

反倾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频发加剧了贸易不确定性。本文试图从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这一新视角阐述微观企业如何应对不利冲击以实现高质量出口。基于全球反倾销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匹配得到的2000-2008年样本数据,利用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本文对TPU如何影响多产品企业高质量出口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TPU提高,会倒逼企业升级出口产品质量,考虑逆向因果等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②企业内产品转换是TPU倒逼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资本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这一倒逼效应更显著。在国际价值链断裂加剧贸易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本文对于深刻理解TPU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金融发展对出口增长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研究

金融发展既可通过便利的融资环境、高效的国际结算手段和完善的信用体系而利于出口增长,也会因为金融资本流动对商品流动潜在的替代或资源约束而抑制出口扩张。文章立足于出口增长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维度,选取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长率、金融相关率和信贷转换率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为控制变量,就1990-2010年上海金融发展对出口增长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张对出口增长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对出口结构的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金融效率变化对出口增长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     

异质性出口质量与出口价格变动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情境下的微观证据

文章利用2000~2006年间151多万条的中国海关和工业库统计数据,通过采用Tornqvist指数和需求结构模型(DSM),构建适应中国情境的出口价格与质量指数,并进行分析发现:(1)中国出口价格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加入WTO后趋势更为凸显,而产品质量出现轻微下降趋势;(2)中国企业产品出口质量与出口价格间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即质量效应占优,并且这种效应在产品质量差异较大行业以及一般贸易方式样本中更为显著,证实了本文异质性质量模型的主要结论;(3)对于中国加工贸易方式而言,产品质量对出口价格影响不显著,甚至呈现负向效应,同样,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价格间也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上述因素对当前中国"低质竞价"出口模式起到了一定的固化效应。以上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变化和动因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SPS措施、产品多样化与农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多产品出口企业理论

面对国际市场SPS措施日趋严格的"质量门槛",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质量升级迫在眉睫,而产品多样化有助于企业在质量升级中优化资源配置。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出口农产品多样化事实,将产品质量和品种内生化于MO模型后发现:出口企业在垂直-水平二维下,应对SPS措施倒逼时存在产品内升级或产品间重构两种路径;拓展至垂直-水平-时间三维后发现多产品出口企业在"技术溢出""干中学"和"退出驱动"三重合力效应下的质量升级效率最高;实证分析验证了以上理论推导,并通过了剔除贸易中介商、选取劳动密集型产品和PPML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多产品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质量升级最快,而一般贸易快于加工贸易。文章揭示了产品多样化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应对外部冲击以及降低质量升级风险中的积极作用。     

地方金融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以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为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创造了出口贸易发展的奇迹,文章从地方金融自由化视角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张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以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为研究背景,文章采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金融自由化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而且对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的出口扩张效应对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而言更加明显。此外,文章还将城商行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进行估计,结果也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并且这一促进效应随着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时间的延长而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内在联系,同时为客观评估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以及企业的出口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此外,文章对地方金融性机构的政策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行业关联、外资进入与出口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外资合理利用对实现我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外资的行业关联从出口升级的视角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统计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从行业内水平溢出、产业间垂直关联等多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1)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质量提升效应均显著,其中后向关联效应最大。(2)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分别通过研发效应、中间品投入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实现。(3)异质性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为突出。文章为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质量关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微观证据和理论依据,能够为当前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引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上海工业出口与环境问题实证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上海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工业出口对环境的影响,指出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上海在中国加入世贸后工业出口扩张使其规模效应增大,但其结构效应却是负的,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产业结构向污染产业转移,相反却是向清洁部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