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频繁流动必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冲击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最终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在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采用边限检验和ARDL-ECM模型，对比分析长短期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评估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通胀目标制：功能机理、政策绩效与启示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货币政策框架。文章从理论阐释了通胀目标制的功能机理,运用48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对通胀目标制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助于锚住通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稳定产出,是一种比较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这一结论对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调整的我国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透视通胀加剧及升息风险

相对于通缩风险而言,中国的通胀风险更大。通胀意外上升将成为2007年中国经济和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日前,中国的通胀数据令人略感意外:12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8%,远高于11月份的1.9%,也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消费物价指数意外上升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上升超出预期所致。此外,为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的实际通胀水平,国家统计局承诺将继续进行消费物价指数成分调整,这或许也构成部分原因。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官方消费物价指数构成成分可能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实际通胀压力。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风险及未来前景

该文对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研究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引导利率政策预期,降低长期债券收益率,刺激经济增长和通胀,恢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功能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也产生了一些信贷和市场风险。随着市场环境恢复,政策效果下降,部分风险却开始上升,央行的政策挑战变成如何从宽松货币环境的预期中退出非常规货币。     

全球进入高通胀期了吗?

本文认为未来全球平均通胀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可能性非常高。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会长时间持续,无知和政府的短视会增大通胀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持续攀升的负债水平,都是值得警惕的信号。另一方面,全球化提升效率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农产品可能长期供不应求。更重要的是,一般价格水平中,资产价格的分量将越来越重,流动性所带来的通胀可能集中体现在资产价格上。     

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亟需加强政策监管。文章构建一个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深入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双支柱”政策应对效果。结果显示：第一，美联储加息产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造成经济下行。第二，面对美联储加息，小幅跟进式加息能缓解产出波动，但不能缓解汇率、跨境资本和资产价格等波动，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都较大；“双支柱”政策相比加息政策有明显优势，既能抑制跨境资本流出，又能降低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第三，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钉住产出、通胀和汇率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钉住跨境资本波动；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增大，社会福利损失逐渐减小。     

债务风险、量化宽松与中国通胀前景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英、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公共债务急剧增加。而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可能直接增加流向中国的热钱。另外还有三大因素将直接抬高中国的通胀压力:第一是粮食及大宗商品价格直线上升;第二是工资水平急剧上涨;第三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所有这些表明通货膨胀可能是2011年中国最大的宏观经济风险,央行需要采取包括加息、升值等的全面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来控制通胀风险。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商业银行跨境融资与企业外币借贷视角北大核心

在日益动荡的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离不开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双支柱调控框架理论在资本流动领域存在进一步应用的空间。文章通过构建以商业银行跨境融资及向企业进行外币贷款为特征的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论证了中国在面对跨境融资风险冲击时以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及其动态调整规则的有效性,并进一步论证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主要结论为:其一,商业银行跨境外币融资会增加国内企业外币贷款甚至本币贷款的风险且会在一定程度造成上本国产出和物价的波动。其二,正常性、奖励性、约束性三类不同强度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有利于商业银行和国内企业应对跨境融资风险冲击,但不利于宏观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且存在向家庭部门外国债券投资传导不畅的弊端。其三,正常性、奖励性、约束性三类存款准备金利率与货币政策组合的协调效应集中体现在提升经济的产出水平和降低物价方面,且对于调节国内企业的本币贷款成本具有积极意义。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说明了货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因此,货币当局应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动态调整功能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工具的多元组合协调效应,从而在规范商业银行经营的同时满足企业合理正常的本币与外币贷款融资需求。     

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SV-FAVAR)模型,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突变特征考虑在内,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货币政策能够对产出和通胀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控;相较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作用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作用同样呈逐渐减弱的趋势,但其对物价水平的调控效果在危机之后逐渐改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银行信贷等的调控效果较好,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存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以及股票市场等的调控效果更好。文章研究结果也表明,"价格之谜"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甚至根本消除。     

基于金融稳定目标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

随着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联系的不断深化，中央银行理应在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并将其加入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的确对金融稳定状况有所关注，相比于传统泰勒规则，纳入金融稳定指数的泰勒规则中通胀系数与产出缺口系数均有显著改善，其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央银行的实际政策操作。随后，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当局对名义利率调整的动态变化特征，文章通过TVP-SV-VAR模型对拓展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进行了再估计。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形势的更迭，中央银行也会不断动态调整其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控制通胀始终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心。其次，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的偏好，在经济下行时期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向产出缺口倾斜。最后，为了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货币当局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显著增强了对于金融稳定的关注。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er Scienc

nologyBe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er Sci     

“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