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和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溢出”抑或“挤出”效应

我国改革和开放是同时推进的,引进了众多外资企业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那么,外资企业的进入是否有助于我国内资企业的成长？我们分析我国工业企业超大样本数据,探讨外资进入的影响,研究我国内资企业的生产率能否向效率前沿收敛。我们发现,我国不同类型的内资企业均存在效率前沿的收敛趋势,内外资企业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短期影响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但是对于同行业的其他外资企业呈现挤出效应,特别是其他独资外企。我们进一步发现外资进入的长期影响是挤出效应,但是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外资进入和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溢出”抑或“挤出”效应

我国改革和开放是同时推进的，引进了众多外资企业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那么，外资企业的进入是否有助于我国内资企业的成长？本文分析我国工业企业超大样本数据，探讨外资进入的影响，研究我国内资企业的生产率能否向效率前沿收敛。结果发现，我国不同类型的内资企业均存在效率前沿的收敛趋势，内外资企业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短期影响主要表现为溢出效应，但是对于同行业的其他外资企业呈现挤出效应，特别是其他独资外企。我们进一步发现外资进入的长期影响是挤出效应，但是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外资如何提高内资企业生产效率——“己厂效应”还是企业间溢出?

外资进入是否有助于我国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众多研究尚无一致结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差异样本数据的使用以及对企业内部技术溢出效应的忽视。本文使用我国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包括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角度检验了外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讨论了市场化进程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在近177万份观测样本中发现,外资参股能够显著提高参股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己厂效应"为正;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的前向关联效应显著为正,但是后向关联并不显著;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溢出作用是不确定的。进一步考察制度因素发现,在当前的市场化进程下,外国投资的正向溢出作用正在逐渐弱化。     

行业关联、外资进入与出口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外资合理利用对实现我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外资的行业关联从出口升级的视角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统计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从行业内水平溢出、产业间垂直关联等多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1)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质量提升效应均显著,其中后向关联效应最大。(2)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分别通过研发效应、中间品投入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实现。(3)异质性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为突出。文章为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质量关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微观证据和理论依据,能够为当前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引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不可忽视因素，而加快促进外资新企业进入是实现制造业“稳外资”的重要目标。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在利用工商注册数据对外资活动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外资新企业进入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程度与其面临的贸易风险敞口相关；贸易政策不确定通过实物期权效应与制度摩擦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数量与规模；(2)当外资企业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较小或契约密集度较大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合资型、研发型外资新企业进入的影响较小；(4)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与地方营商环境改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将会显著弱化。文章结论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业“稳外资”目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外资进入自由化对本土企业生产率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溢出效应,不过两类外资进入政策调整的负向溢出效应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外资进入自由化越倾向于促进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外资进入自由化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总体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就业资源再配置效率改善和低效率企业退出是外资进入自由化促进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评估外资进入的经济效应,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引资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技术差距如何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已是研究的热点,目前对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其中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FDI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进而采用面板数据以及交互项检验的方法,针对技术差距对FDI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相对国内企业越先进,行业内的国内企业获得水平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但该获得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则越低。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最优的引进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技术水平取决于行业特征和发展取向。     

FDI如何影响本地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发现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机制，并在构造外资溢出三类指标的基础上，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外资企业通过行业内水平溢出和行业间前向关联溢出显著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并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出口规模；（2）外资行业间后向关联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的影响不明显，但扩大了已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仍成立；（3）外资进入对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外资来源地和本地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报告

FDI企业在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市场、资本形成、劳动市场上的比重越来越高.FDI企业的产品出口已占到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60%以上.中国是否以市场换到了技术?我们的研究从三个层次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从最粗浅的总生产率相关系数来说,FDI显著地与中国制造业的总生产率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系数显然会过高地估算FDI对中国的技术溢出程度;第二,从FDI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看,"技术溢出"大为减弱,产业内的外资份额已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不显著相关了,只有港澳台资份额仍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显著正相关;第三,从FDI份额对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距离的效果看,外资进入并无显著作用,且外资进入会妨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自主创新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距离的努力;倒是港澳台资进入会显著地缩小内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也没有发现由于港澳台资进入而不利于内资企业通过R&D缩小差距的努力投入的证据.     

出口平台型FDI及其出口溢出效应的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切入,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FDI的出口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中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水平和垂直出口溢出提高了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其中,水平出口溢出方面,出口导向型行业FDI的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远大于市场寻求型行业中FDI的出口溢出;垂直出口溢出方面,制造业的后向溢出效应十分显著,而前向溢出效应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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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