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腐败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沿线国家腐败治理对于吸引中国OFDI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拓展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治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影响,利用2008-2017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和2S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治理程度对其基础设施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对以人均实际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好,对其基础设施有正向促进效应,该效应对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差,将会降低中国OFDI对其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发挥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多维距离影响研究

文章从地理、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全面考察了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首先,本文直观给出了中国与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发现相比中日、中美"距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明显较近(中日之间地理距离除外),不同的距离维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有不同影响;其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距离色彩明显,"由近及远"态势初显;再次,借鉴引力模型,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面板数据,发现除地理距离以外,文化距离也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而经济距离的促进性和制度距离的抑制性则不显著。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具有稳健性。     

投资便利化、中国OFDI拓展与效率提升

本文运用时变随机前沿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201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并测度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OFDI效率.研究发现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和地域分布不平衡特征.东道国的政府监管现状和金融发展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基...     

中国当前劳动力技能短缺与企业应对

随着人口红利减弱,中国技能短缺问题愈发突出,如何有效应对技能短缺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文章就雇主应对技能短缺的方式提出四个假设,并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追踪调查",采用Tobit模型考察了雇佣条件在改善技能短缺上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工资对技能短缺的影响并不显著,没有证据显示上调工资能改善企业的技能短缺问题,而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有利于缓解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强化在职培训和劳动保护有助于改善低技能劳动力短缺。本研究为破解技能短缺难题提供参考,企业应对技能短缺应因事为制,避免提高工资的惯性思维,注重高技能劳动者在职业发展上的需求,关注低技能劳动力在劳动保护上的诉求,并保证持续有效的在职培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的371笔海外并购交易数据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中国企业到该国并购投资,具体来说,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政治民主度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基于细分企业所有制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但对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区位选择没有影响。据此,文章建议及时更新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关信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预警体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助机制,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2013年39个"一带一路"国家的15个指标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相关的5个指标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而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社会文化风险普遍较大。就整体国家风险而言,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少数西亚国家OFDI的国家风险较小。从风险来源看,在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中,东道国自身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主要来源,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而在社会文化风险中,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与东道国自身因素对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大小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

以2013年39个"一带一路"国家的15个指标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相关的5个指标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而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社会文化风险普遍较大。就整体国家风险而言,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少数西亚国家OFDI的国家风险较小。从风险来源看,在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中,东道国自身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主要来源,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而在社会文化风险中,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与东道国自身因素对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大小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     

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支点选择: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

如何选择投资支点国家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的理论分析表明,将东道国区位优势与OFDI效率两项定量指标作为支点国家选择标准更具有科学性。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的市场、能源、政治关系及自由贸易的优势更能够吸引中国投资,但目前技术获取型投资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对沿线国家金融生态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不同区位特征的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均能够影响中国在当地的OFDI效率,两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文章认为应选择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且区位优势明显及OFDI效率较高的国家作为支点国家,通过打造利益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影响的基础上,借助200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存量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知识产权指数等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     

效率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盟7个低劳动力成本国家OFDI的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的OFDI是否存在效率寻求。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具备明显的效率寻求的特征,东道国低劳动力工资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中国的OFDI技术输出型动机明显。东道国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也对中国的OFDI产生显著作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素质对中国的OFDI影响不显著,中国的OFDI仍处于效率寻求的初始阶段。     

“凿空之旅”泽万民:“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基于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内整体上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份额。考虑企业所处地区、行业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后,结论仍然稳健。具体而言,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了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母国职工工资份额。此外,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向性,母国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得以显著提升,但对于母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影响不显著。文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东道国金融结构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缓解还是加剧?

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文章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样本及其程度,并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结构对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金融结构越是趋向于市场主导型,越可显著缓解中国海外投资不足的程度;随着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加剧,东道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其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组检验还表明,若投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企业或者选择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上述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主要通过限制融资约束来缓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足,而企业所在地日臻改善的制度环境对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非正式制度与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学习效应:基于PSM-DID的分析方法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文章基于2006～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即OFDI是否具有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存在较强的学习效应;非正式制度即文化、关系网络及人才是影响母国投资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延长企业创新持续期,但非正式制度的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为提高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建议,凸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走出去"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玻璃幕墙"。     

海外华人网络是否有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

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动因,国内关于技术寻求型OFDI的研究主要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影响机制等问题,研究层面主要停留在宏观视角;已有文献关于OFDI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投资流量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尚未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调节作用。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PSM方法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运用Huber-White稳健残差、面板回归分析制度距离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OFDI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2)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制度距离和华人关系的调节作用;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别存在"制度距离悖论"和"关系嵌入性悖论"现象。实证结果表明,OFDI企业应注重制度差异,提升学习能力;加强华侨华人交流,优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为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沿线国FDI风险防范的路径研究

自提倡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全面建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升级,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企业一边享受着"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福利,一边承担着因对外直接投资所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差异而产生的投资风险.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面临的对沿线国家FDI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风险防范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挑战与对策--基于熵值法的测度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提升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我国扩大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和提升投资质量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沿线国家的特点,选取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4项一级指标和20项二级指标系统地构建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4年-2018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发现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差异大,区域不平衡性显著,且投资便利化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对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与沿线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维护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深化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发展本国劳动力市场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