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A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文章基于国别和产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数据,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研究了FTA数量和FTA深度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非线性、多阶段影响。研究表明,FTA的签署会直接影响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广延边际增长,FTA数量和FTA深度是产业增加值集约边际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以11.9432和21.1504为FTA的深度拐点,FTA数量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呈现前两阶段上升、第三阶段下降的非线性作用机制,FTA深度对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在三个阶段呈现依次递增的趋势;随着FTA的发展,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极在FTA的作用下正逐渐从广延边际向集约边际转变,FTA深度的集约拉动逐渐取代FTA数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产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交通设备制造、电信、计算机、电子、电器及光学设备等中国优势明显的行业中FTA发挥的作用最大,随着FTA深度的增长,FTA在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活动、租赁和其他商业活动等第三产业中发挥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强。     

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与子女劳动力供给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3年数据,本文考察了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采用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作为私人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克服了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提高1%,子女的日、周、年劳动力供给将分别降低0. 0254%、0. 0536%、0. 0991%,据此测算,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将使全国劳动力日劳动供给减少约5. 24万小时。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父母通过私人转移支付\"购买\"子女提供的关爱、照料服务而挤出了子女的劳动力供给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研究还发现,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只存在集约边际,而不存在广延边际,即其仅减少了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而并没有使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自上而下的代际转移支付带来的经济影响。     

引力模型和二元边际的研究综述

引力模型和二元边际理论是企业贸易理论发展中的两个很重要的部分。本文综述了引力模型的概念、假设及参数设定原则,并对由引力模型引出的二元边际理论进行了说明。     

融资约束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融资约束影响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理论模型,然后使用历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地区)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作用,这说明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现状确实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的融资约束有关。为改善这一现状,政府应加快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提高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这不仅能缓解潜在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能扩大出口企业的"广度",进而实现对外贸易结构向扩展边际为主的方向调整。     

结构转型与全球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

本文使用全球150个经济体1995-2017年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结构转型如何影响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果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降低了老产品出口企业的零利润条件,提高了潜在生产者进入市场研发并出口新产品的零利润条件,从而有利于老产品企业出口规模扩大,不利于新产品企业出口增加,即更有利于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不利于扩展边际扩张。农业劳动力占比越大的国家,扩展边际扩张幅度越小,集约边际增长幅度越高。稳健性检验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结论。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OFDI动机及其双向技术溢出——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中国OFDI类型区分为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分别构建集约边际引力模型和广延边际决策模型,运用2003~2012年中国对128个国家的投资数据对"二元边际"投资动机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集约边际OFDI是基于市场寻求动机,而广延边际OFDI则是基于资源与战略资源寻求动机。此外,运用技术溢出模型对"二元边际"投资的技术双向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显示,中国OFDI并不存在显著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     

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文章针对以往研究中忽视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特征,利用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获取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间存在的复杂影响.多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二元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并且这种约束效应与融资约束强度存在正向关联,对于集约边际的负向影响...     

贸易伙伴国契约制度环境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三元边际的视角

一国优越的契约制度环境是其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在理论层面梳理了贸易国伙伴的契约制度环境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并基于各国法治水平的高低探究贸易伙伴国契约制度环境对我国出口的数量边际、价格边际和种类边际的影响。结合我国现状,发现问题并得出具体意义的结论,以期对我国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差异分析

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发展失衡还是渐趋平衡?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产业、投资形式和投资政策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贸易引致型vs.水平型

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点分为贸易引致型与水平型,利用中国10 126个企业样本经验考察OFDI区位分布的决定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分别成为贸易引致型和水平型OFDI的阈值变量;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高层次的水平型OFDI;在区位分布上,贸易引致型OFDI倾向于亚洲,水平型OFDI倾向于非洲、拉美与大洋洲,而在欧美地区的差异不明显。实证发现:贸易引致的OFDI对区位市场的制度环境较敏感(青睐于低风险市场);在投资固定成本要求较高的区位,企业更倾向于放弃直接贸易型OFDI而转向间接的贸易服务型OFDI;国家战略(或资源)型的央企OFDI对风险(尤其制度风险)敏感性低于利益导向型的地方企业。本研究在政策上建议政府引导企业通过OFDI地理区位多元化规避风险,提升战略型央企OFDI的风险意识和利益导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壁垒诱发的跨越行为

除了资源导向的战略意义和援助项目的政治意义以外,中国对外投资表现出显著的诱发特征,即一种壁垒跨越刺激下的企业投资行为.本文认为,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刺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一诱发特征存在国别(地区)差异,这种差别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边市场规模的约束.最后,我们考虑了地理距离和贸易政策滞后性的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故事”

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成为东道国政府与公众广泛关注的重要经济现象。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尤其是外汇储备投资回报低下。中国企业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逐步从获取战略资产到提高生产效率再到占领当地市场。文章建议,一是考虑尽快取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二是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去宜审慎并有选择性;三是应更多地鼓励能够帮助国内产业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四是政府功能要从管制转向提供服务与保护。     

贸易摩擦、贸易壁垒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与90个国家之间的面板数据,对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后表明,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两种效应:一是空间效应,即对中国实施贸易壁垒的国家较未实施的国家会显著引发中国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二是时间效应,贸易壁垒实施5～7年后将显著诱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