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正快速削减而人均 受教育年限正迅速延长,人力资本结构与水平正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并将对制造业结构产 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 1992~2014 年我国 31 个省(市)分地区分行业面板数据,通过构建 FGLS 模型,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是从全国层面来看, 人力资本积累对中、高技术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低技术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人力 资本积累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二是从分地区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有效推动了东部地 区制造业结构升级,但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不明显,现阶段中、西部地区人 力资本水平仍难以支撑制造业结构升级新要求。因此,我国应多途径、多举措加速人力资本积累, 以促推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辽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装备制造业是辽宁的支柱产业之一,给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的同时也拖慢了经济发展,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辽宁装备制造业以生产、代工等为主,属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在世界分工中地位较低。随着我国“中国制造2025”策略的提出,新的机遇已经到来,因此如何实现辽宁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全球价值链的解析,对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辽宁装备制造业转型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了辽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以期为辽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基础。     

初始人力资本匹配、垂直专业化与产业全球价值链跃迁北大核心CSSCISSCI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不断深化,但是我国出口产品大多面临附加值低且价值单方面向外转移的困境。文章首先分析了垂直专业化与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把人力资本匹配引入到分析框架中,考察初始人力资本的选择与垂直专业化不同阶段的适配如何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垂直专业化不断深化过程中持续提升其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并避免发展中国家产业垂直专业化和产业价值链升级之间倒"U"型曲线递减趋势的出现。     

基于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的中国制造业升级

本文提出了静态和动态的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理论,基于该理论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造业升级的主要思路是:首先,中国的大中小企业要通过贸易和投资积极介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环节,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密集等比较优势;其次,要努力创新,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动态升级。中国的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掌握若干关键前沿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国际市场营销中的品牌等优势,争取在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上掌握主动权。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基本方向是:传统制造业不断引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互联网智能品牌等新制造元素;同时积极培育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优势;把握全球制造业智能化、网络化、品牌化、全球化的"新四化"的新趋势;尽快沿着动态的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实现从世界制造业低端向世界制造业中高端的转型升级。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IT制造业集群的升级研究——以苏州为例

目前,国内外对产业集群升级问题的研究比较多,但是仍然缺乏专项研究.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以及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嵌入全球价值链条,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性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以苏州IT制造业集群为例,系统地从全球价值链视角--链式思维对苏州IT制造业集群的升级问题做了探讨.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文章在服务任务国际外包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运用国家-部门层面总出口核算框架,使用WIOD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机制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占比和工作时间占比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促进中低层次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效果,而对于高层次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则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区域融合发展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文章将全球价值链、国内区域间融合发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作为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切入点。使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参与全球化分工以及国内区域流入型融合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明显溢出效应,且后向溢出更显著。东部参与全球化分工能够享受产业升级红利,中西部则更多通过国内流入型融合获得升级红利。且区域竞争优势与主导分工环节越契合越有益于产业升级。分行业看,高技术类型对于产业升级的拉动效应更显著。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的改善是参与全球分工以及国内区域融合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最后提出了基于三个梯队产业带动系数的区域产业升级扶助路径,对四大板块协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布局作出有效补充。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1995～2014年WTO与OECD联合发布的Ti VA数据库和中国装备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构建了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标体系,并运用GMM方法,实证考察了GVC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995～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的转型升级效果在震荡中呈现上升趋势,且在GVC中表现出"深参与、低嵌入"的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GVC嵌入能够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且呈现边际递增趋势。同时,中国装备制造业嵌入GVC会通过中间品效应、链中学效应、竞争效应改善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效。但上述改善机制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品效应产生的GVC中低端嵌入路径实现转型升级,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竞争效应产生的GVC高端嵌入路径完成转型升级,而由链中学效应产生的GVC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带动装备制造业完成整体转型升级,且对高技术行业的带动效应更强。     

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非对称性：来自我国三大产业群的证据

行业专长是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了我国三大产业群的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确实能够更有效地约束正向盈余管理,从而提高了审计质量,但对负向盈余管理的约束效应并不明显,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其原因在于,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风险和诉讼压力是不同的,负向盈余管理较少受到监管机构的关注且容易屈从于客户的压力。因此,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长和审计独立性,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大外部监管和违规处罚力度,是提高审计质量的根本出路。     

全球价值链治理、破坏性创新与本土产业升级——以深圳手机产业为例

本土产业发现并利用产业技术能力演化过程中出现的破坏性创新机会,以低端破坏进入主流市场,颠覆行业竞争规则,取代原有技术成为新的行业标准,从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和技术跨越.本文以深圳手机产业为例,研究本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发展的特征、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以及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存量、R&D投资与中国工业增长转型

工业是中国当前三大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工业增长模式的体制转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轨方向和现状。文章借助1990年-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工业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依靠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积累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新世纪以来以R＆D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劳动力投入为主要产出支撑的新模式,虽然这种增长转轨并未彻底完成,但已经证明集约化增长模式将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制造

本文论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作者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中两个类型的全球商品链进行了补充,将两类商品链扩大为三个类型的商品链。这一结论有助于我国制定更细致更符合产业实际的外资政策。论文指出,在三角生产关系条件下,以投资自由化政策放任NICs对我国进行FDI是不正确的。论文指出发展中大国进行重要产业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合理性,并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借鉴,认为我国仍需跨越传统的产业思维以便今后全面和真正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论文还把前人的"6+1"修正为"7+1"。     

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延伸

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以加工制造切入价值链决定了其分工地位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我国人民币持续升值、工资和原料价格上涨,本土企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基于此,改变加工制造一元切入价值链为制造和消费市场两元切入全球价值链模式,实现加工制造型经济向以知识财产为主的价值创造型经济转变是提升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