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才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高增长,人口红利功不可没。但近年来,人口红利效应已呈现出衰减迹象。这将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值得认真重视。对此,我们提出,应当未雨绸缪,早作应对,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解决就业难问题、培养高层次带头人才以及加快人才管理改革等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把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推动科技创新赢得“人才红利”

正8月21日,李克强总理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时指出:中国要从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发展模式转变。10月11日,他在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会议主旨演讲中又提出:把我们的"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更好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纵观我国的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在当前工业企业掀起     

中国的绿色政策与就业:存在双重红利吗?

减排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假说"认为: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所得税,能够实现减少碳排放与增加就业的双重红利。现实中,很多欧洲国家通过改变税收扭曲,成功地获得了"双重红利效应"。同样,中国也面临着开征碳税以及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现实问题。那么,通过税收结构调整,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就业"双重红利"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模拟了中国的就业双重红利问题。最终发现:征收10元/吨的碳税对两部门的产出和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如果采取征收碳税并减少所得税的"中性"绿色税收政策将会促进中国低碳部门的产出增长;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不同,中国还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就业的"双重红利"。然而,在节能减排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改革税收体系以促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不失为一种次优的选择。     

红利消退、阶段拐点和中国增长方式转变

本文以对曾经引致中国经济增长的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资外贸红利为主要分析对象,论证了诸多红利消退现象正在发生,并从逻辑上证明了传统增长模式下的高速增长在今后难以为继,从而迎来了阶段性的拐点。运用面板门限估计的方法对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了红利消退以及新阶段到来这一基本结论。未来以寻求新的红利空间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由之路。     

论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弥补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丧失的创新机制,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经济学术会议信息

<正>"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征文启事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这一转变表现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等特点,通过充足劳动力供给、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并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     

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

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小觑。在收获了长达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正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拐点,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人口结构该如何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综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传统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梳理出新背景下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从对策入手深究,要想从根本上利用既有人口红利和创造新红利空间,最关键的是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     

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的增长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逐渐消失,现有理论与经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人口红利型增长转变为生产要素驱动型的模式,人口红利型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转变模式是保持经济长期关键,也是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高收入经济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进步才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

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供给和需求这一结构性视角,对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最新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动态模型的研制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     

什么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态增长

中国GDP增幅进入回落、凝滞期,经济学界给出多重解释,其一是"中等收入陷阱"论,其二为"三种红利消失"说,其三曰"反腐风暴"的政治、垄断肃清绑架实体经济。这三种学说的确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下滑有关,但只是外部因素。现行中国实体经济增幅回落的内在因素是投机泡沫的消失,投机资本与投资资本失衡或者说投机程度过高在政治肃贪、要素红利消失外力作用下的投机红利消失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如果动态考察,挤出泡沫的"绿色GDP"增幅能够稳定在6%—7%的幅度已属不易,为实现中国实体经济的稳态增长,中央政府正在力图重建一系列道德价值标准体系,示范并引导公众行业自治、行业自律,重申并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决定作用,以加速折旧法和国有资产证券化等政策为公众资本转向实体投资和消费构建制度平台。     

中国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机制、源泉与路径选择

在我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消退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实现经济有质量高效益的增长就必须创造新的增长红利空间。新增长红利空间创造的内在机理和形成机制依托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的基本理论,并主要由创新驱动红利、结构红利和深化的改革红利构成,其中包含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创新驱动红利更是新红利空间中最核心的内容。因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形成的路径在于:经济增长目标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转变、经济增长机制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产业选择由多元化向高级化的转变。     

迎接人口质量红利时代

正在近年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讨论中,一个渐渐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了。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多年来首次下降,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再次减少244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更是下降至67.6%,减少了1.6个百分点。第一财经研究院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单纯人口数量红利可以推动经济规模高增长,而无法实现知识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的升级。人口数量红利结束后,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已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结构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近来备受瞩目。"未富先老"是人口结构快速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通过最新文献回顾发现,深入研究限制人口红利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而刘易斯模型的适用性、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缺乏,是造成刘易斯转折点判断分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研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有助于作出科学判断。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衰减、稳增长约束与人口城乡迁移速度

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如何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事实,提出利用人口城镇化破解人口红利衰减的增长难题,并基于人口红利衰减及稳增长的双重约束,探讨了合理的人口城乡迁移速度.实证研究表明:为弥补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经济增长阻力,中国人口城镇化速度需年均提高3.53％,即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准备好,成为“世界市场”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前半句的意思是,中国不能与全球化相脱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分享全球贸易红利,中国才有了持续高增长,此即"以开放带发展,以开放促改革";对后半句话,笔者通过在日本考察交流,体会到,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中国的增长与中国的市场。在东京,笔者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两会"调低经济增长指标意味着什么。英文版《读卖新闻》头版做了报道,社论则提出中国军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