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政分权与民族地区基础教育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改革现行税制，在统一税收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财税管理权。这是继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又一次大动作，预示着新一轮税制改革即将启动，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重新调整。当前，关于财政分权的讨论不再局限于财政问题本身，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财政分权对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教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国的民族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尤为重要。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作为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教育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创造的．是提高民族地区公民文化素质，繁荣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举措：同时基础教育也是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科技创新

央地间分权改革是我国调节不同层级政府间权责关系的一项制度探索,对于强化地方政府创新职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与金融分权制度改革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均能有效促进城市创新,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动态分析发现,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两种分权制度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化的动态变化轨迹。此外,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与金融分权制度改革的匹配性较差,两类分权制度缺乏有效协同。因此,在有序推动分权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提高财政与金融两个领域分权制度的匹配性,最大化分权制度改革对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理解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要。本文采用1953～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用实证研究的办法考察财政分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的并不是财政分权的绝对水平,而是财政分权程度的变动。本文依据这一结果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中国的地区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影响了中国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着重考察了分权式改革后,财政分权驱动下的地方保护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我们利用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计算了1984—2004年中国各省的专业化水平,在控制了各种市场因素之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导致地区非专业化。但是对外开放会逐步弱化财政分权的这种激励效应。本文还发现,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跨时差异。     

转型中的财政分权、地区增长差异与公共品供给

现有的分权理论大多强调分权对经济转型的激励作用,却很少提及其负面效应,尤其是无法清晰地解释分权程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间的关系。本文结合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提出的DM模型和Zhuravskaya（2000）的模型,构造了符合中国这样区域发展不平衡转型大国的理论模型,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认为：1）经济发达地区分权程度增加对公共品投资及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激励;2）经济落后地区,分权程度增加很难激励有效的公共品投资和经济增长,政府职务消费反而会增加;3）分权程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导致地区经济差距加大。     

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及其相关数据分析了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中引入了财政分权水平、地区收入自主水平、地区相对富裕度、国库支出金与全部财政支出的比值等因素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通过相关系数的计算、拟合误差对比检验,来探究它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地区收入自主水平以及国库支出金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值则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最优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财政的过度分权与过度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最优的分权水平。与最优的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 ,存在着最优财政分权水平 ,这一水平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于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份额。本文对中国 1 994年财政制度改革以来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检验 ,结果表明 ,中国财政分权水平既并未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 ,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未来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挑战更多的是如何选择适度的财政分权水平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俄罗斯财政分权程度

以财政自主权为主线,基于IMF和OECD不同的评估方法,对俄罗斯财政分权有效性提出了合理解释。虽然俄罗斯财政资源分权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定性评估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正是法律约束条件下的自主权不足才产生了较强的财政从属性以及非正式自主权的不良激励。这也是中国目前分权财政体制的重要特征。对该问题的研究对提高中国政府的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财政分权体制对西部地区教育支出的影响

文章通过构建财政分权及国家政策对于教育支出影响的模型,利用1995~2005年间西部地区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对西部地区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随着教育层次的升高,抑制作用在减弱;2002、2003年两次税改缓解了西部地区对教育支出的抑制;另外,还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他经济发展因素对教育支出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实行一定程度的财政集权更加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     

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兼论财政分权措施的外生性与时滞效应

本文遵循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建立相应的经验模型对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了定义和介绍，然后采用中国30个省份从1978年到2004年的数据对其进行估计，并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果。上述对财政分权措施的分析只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着眼，仅是一种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分析，但事实上，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可能是一种偶然的结果或者说存在某种中间传导机制。因此，对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必须要首先分析其因果关系，否则我们的分析结论可能会夸大政策变量的作用效果。基于上述分析的两个缺陷，我们对财政分权措施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因果检验与时滞效应分析，结果不能拒绝财政分权外生性的假设。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之我见

一、财政分权理论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主要包括施蒂格勒关于最优分权模式的“菜单”理论——奥茨定理,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以及蒂伯特的“以足投票”理论。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论证分权的合理性。概而言之,他们主要强调两点分权的优点。首先,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更接近当地居民,因而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地方居民的需要。为了实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决策应该由最低层次的政府部门执行。施蒂格勒的最优分权模型和特里西的“偏好误识”理论就证明了以上观点。另外,奥茨认为如果地方和中央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的成本…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推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并且各地方政府均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为首要责任。作为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有其特殊性。因此,研究中国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财政分权理论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希望可以对中国财政分权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财政分权理论与我国分税制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就必须定位于实现财政体制的公共化。实际上,财政体制的公共化正是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前进方向,是一个合乎改革逻辑的自然演进过程,并极大地推动着整个改革事业的进程。     

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兼论财政分权措施的外生性与时滞效应

本文遵循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建立相应的经验模型对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了定义和介绍,然后采用中国30个省份从1978年到2004年的数据对其进行估计,并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果.上述对财政分权措施的分析只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着眼,仅是一种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分析,但事实上,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可能是一种偶然的结果或者说存在某种中间传导机制.因此,对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必须要首先分析其因果关系,否则我们的分析结论可能会夸大政策变量的作用效果.基于上述分析的两个缺陷,我们对财政分权措施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因果检验与时滞效应分析,结果不能拒绝财政分权外生性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