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如何影响家庭福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新发现

结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理论对家庭福利进行了刻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家庭福利水平进行了更加精准的测算，在此基础上研究家庭负债与家庭福利的关系，取得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发现：第一，发现了家庭杠杆率与家庭福利水平的倒U型关系，即当家庭资产负债比达到一定比例（4.65）后，负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从正向转为负向；第二，家庭负债类型对于家庭福利的影响不同；第三，家庭人力资本投入在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福利水平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即负债通过解决在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提高了家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从而改善家庭福利。文章的研究为家庭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思路和启示。     

异质性消费者、住房资产与城镇家庭消费支出

本文根据家庭流动性资产配置行为将异质性消费者识别为受流动性约束(hand-to-mouth)家庭与不受流动性约束(non-hand-to-mouth)家庭，探讨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否在这两类家庭中存在显著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了住房资产如何影响这两类家庭之间的转换。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三轮追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总体上住房资产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但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显著高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说明持有较多流动性资产家庭的住房资产对消费的正向影响更大。从机制上分析，相较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住房资产提升信贷可得性的效应更大，并且更能通过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来促进家庭消费。异质性家庭动态转换的分析印证了住房资产的增长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转换为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并通过这种转换进一步促进家庭消费能力增长，而住房债务负担则需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才能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     

论和谐家庭的建构

家庭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民生幸福的重要指标，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从社会学视角对和谐家庭的建构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和谐家庭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开论述，提出情爱、平等、民主、自由、责任、宽容、进取、科学，是和谐家庭的基本特征，也是每个人需要不断提升的获得幸福的能力。从而认为重视家庭和谐文化建设，提升家庭成员的整体素质；重视建立家庭政策体系，维护家庭稳定和健康发展；重视开展家庭社会工作，营造和谐家庭的良好环境；重视家庭问题理论研究，指导推进和谐家庭建设的实践，是和谐家庭建设的主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要求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给予家庭以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改善家庭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乃是公共政策服务的一个新课题。提高城市家庭发展能力，将有利于使我国城市家庭适应社会转型期各种生存和发展的挑战，进一步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公众对于家庭发展问题的认识，     

中国城市家庭消费行为研究

家庭特征与家庭消费行为规律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本文主要研究家庭类型、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行为对城市家庭的影响作用。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和总体特征。     

甘肃省家庭服务业 发展现状及策略

家庭服务业是指以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家庭保洁、衣物洗涤、烹饪、家庭护理、婴幼儿看护等家庭日常生活事务为主要服务内容，由家庭服务经营者提供的营利性服务活动。家庭服务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下的一个新兴产业，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产物。     

家庭是个好东西——读《邓小平年谱（1975-1997）》有感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     

空巢老年人社会福利需求调研报告

一、空巢老年人社会福利研究的意义 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一般至少包括夫妻和子女两代人，并普遍存在三世同堂的现象。随着社会和时代变迁，传统的家庭结构和规模都发生，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模式多样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     

浅谈特殊家庭学生群体的教育

特殊家庭的孩子群体的教育不容忽视，这些孩子与一般家庭的孩子相比，因家庭的种种变异及因家庭变异所带来的教育方法不当，在行为习惯、学习成绩、心理发育等方面都有着差异，需要教师的爱心呵护，需要家庭、社会、学校相互配合，形成教育合力，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住房、负债与家庭股市参与——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房产是家庭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中国家庭在房产上的过度追逐必然影响到家庭的股票投资行为。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不仅研究了住房对家庭股市和风险资本市场参与的影响，验证了已有学者得出的住房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又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类型的住房负债对该挤出效应的影响程度。首先，文章研究发现，住房对家庭参与股市和风险资本市场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住房不仅降低了家庭进入股票和风险资本市场的概率，也降低了家庭参与股票和风险资本市场的深度。其次，文章研究发现，房屋负债抑制了住房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挤出效应，但房屋正规贷款和房屋民间借款对股市参与的影响相反，房屋正规贷款能够促进家庭参与股市，降低住房对股市参与的抑制作用；但房屋民间借款的存在增加了住房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挤出效应。文章认为，严控住房市场，抑制家庭多套房的投资行为，使多余的资金合理的流向金融市场，深化金融市场，才能促进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失独家庭现状及其养老问题研究——基于无锡市20位失独老人的家庭调查

失独家庭，简单来说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他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以对无锡市失独老人的调查资料为依托，试从失独家庭的定义及所面临的现状入手，分析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并提出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可行性对策。     

当代中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探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将会受到严重冲击，人口老龄化、农村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和核心化，以及农民收入低下等削弱了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为此，我们应主要从制度伦理建构入手，鞭策、鼓励、扶持家庭养老，提高农村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质量水平，还要发挥政府在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职能作用，真正让家庭成为老人们安度晚年的稳固后方。     

关于农村家庭功能失衡的思考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现象。家庭结构的缺失已经严重影响了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家庭功能出现失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功能失衡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进程中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贺州土瑶家庭结构现状及特点分析

文章阐述了家庭结构的概念。以广西贺州市沙田镇土瑶家庭调研资料为例，分析了土瑶家庭结构基本情况和特点：单人家庭少，核心家庭和三代家庭类型为主流；家庭抚养功能和赡养功能是家庭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晚婚晚育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对了解土瑶婚姻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家庭的养老方式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声音

5％最高收入家庭总收入是5％最低收入家庭的234倍。 ——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调查表明，2012年全国家庭人均纯收入均值为13033元。但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5％-10％范围内的家庭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而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入均收入则高达34300元。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家庭“加杠杆”？——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随着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家庭部门"加杠杆"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从数字金融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上升的解释，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并对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具有长期影响。从数量上看，数字金融发展每增加1%，相应杠杆率将上升0.0058%。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文章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对该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杠杆率的提升在有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25-55岁家庭、农村地区家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强化支付便利性和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对家庭杠杆率产生积极影响。文章研究结论对制定"数字中国"战略、理解结构性去杠杆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思考。     

论家庭主体性的建构及其可能

文章通过对费孝通与《乡土中国》、阎云翔与《私人生活的变革》的分析，概述了家庭的变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释了家庭的劫难；认为对于家庭的认识往往囿于社会中心论和结构功能论，其结果是对家庭主体性的忽视，家庭作为人的自然性的发展和升华受到了遏制和迫害。家庭由“事业社群”向“私人生活空间及个人避风港”的转型，加之，社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而引发的家庭功能的式微．使得家庭主体性的建构成为可能。     

勒紧裤带还是放手花钱：住房限购政策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

住房限购政策增加了一套房家庭的购房成本，这些家庭将转而扩大其他消费，还是为买房进一步“勒紧裤带”？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相较非限购城市，限购城市一套房家庭在限购政策实施后消费显著下降，且主要体现在有处于“小升初”阶段孩子和收入较低的一套房家庭上。尽管限购政策规定二套房家庭不能继续购房，但有成年孩子二套房家庭的消费并没有受政策影响。本文结论表明针对住房投机的限购政策效果会溢出到家庭消费决策，尤其会挤出有购房意愿和收入较低家庭的消费。     

中国农民的迷茫与困顿

“留守家庭”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它可能还将持续几代人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家庭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的质量。而如果“留守家庭”频频“后院起火”，变成了“问题家庭”。不仅是农民难以承受之重，更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建国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与家庭变革

作为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中国人口的发展不仅关平民族国家的命运，也极大影响着全人类的前途。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不仅宏观上在全国范围内减少了4亿多人，延缓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且在微观上引发了一场家庭革命，对我国传统家庭的各个层面引发了挑战。人口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家庭呈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功能多元化、社会关系简单化等趋势，因此，在对我国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时，应更多地重视其对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