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投资风险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因素很多,如政治、金融、技术、文化、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风险。建立对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将风险意识渗透到企业对外经营的各个环节,力求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科学的治理措施。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及启示

本文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得出三点启示:政府扶持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保障,风险规避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重要问题,灵巧多样的投资方式是发辰中国家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的关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遇到重重困难和问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外部问题。在新时期如何深化企业对政治风险的认识、加强政治风险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遭遇的政治风险类型,探讨了政治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避政治风险的对策措施。     

关于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的探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随之日益增加,投资规模也不断壮大,投资方式不断创新,这些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都反映出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上涨的情况。在这过程中对经营环境进行准确判断与了解并加以有效防控是对外投资企业的重点工作内容。本文分析了国企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问题、风险,并建议了一些风险防控措施。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随着中国加入WTO，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走出去”进行国际市场直接投资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中国企业实行跨国性投资，必须客观地了解投资的内外环境，并对开展直接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分析与探讨。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风险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企业规模小、缺乏政府引导等问题与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规避策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

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正确认识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类型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规避措施与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跨国经营的政治性风险在加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量集中于资源开发领域,但包括战争风险在内的政治暴力风险,恰恰在资源开发行业表现突出。无论是出口、工程承包还是海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和国民在开展跨国经营时都面临不可忽视的政治性风险,而海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结构特点——较多集中于廉价日用消费品生产销售和自然资源开发领域,又提高了中国经营者遭遇政治性风险的概率。     

浅谈海外EPC工程项目规避汇率风险的管理

海外EPC工程承包是中国同世贸经济交往和技术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投资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然而,受汇率波动影响,防范汇率风险已成为我国企业,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通过规避汇率变动风险来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成果,通过及时准确地把握汇率变动趋势来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防范汇率风险,已成为每个企业无法回避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应通过及时建立预测系统,转变经营理念,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等手段,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建立汇率风险防范机制,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对策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形式有境外贸易、连锁商城、境外加工企业等,为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应在各方面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防范对外投资的风险,扩大经营成果.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着眼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演进,选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Va R方法和GARCH(1,1)模型,通过计算日、周、月、季、年周期的美元、港币、欧元和澳元4种货币对数收益率观测值,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由于澳元的汇率波动较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澳元作为结算货币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与走势相对平稳的美元相比,欧元的汇率风险同样较为明显;港币由于执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汇率风险与美元相当。因此,综合而言,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避险货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币种选择和汇率风险规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战略三角”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战略三角”的分析框架,利用117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R&D投入、企业规模、产业竞争程度、产业技术密集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显著的影响,企业资源尤其是技术能力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产业特征的影响,竞争激烈的产业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快于其他产业,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投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评价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是我国企业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的视角出发,总结了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包含征用与限制风险、资本转移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的政治风险评价维度;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引入"对华限制"指标和"对华负面情绪"指标,构建了基于"中国因素"的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评价模型;建立了以熵值赋权法为核心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并运用模型和方法对146个国家在2009~2011年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政治风险评价模型与方法契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对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和步伐也不断加快。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环境具有更多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风险成为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亟需决的问题。本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风险和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当前投资环境和模式,提出了一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控制策略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战略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战略是跨国经营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融资成本的高低不仅影响国外企业的经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还影响海外企业的风险水平和进一步融资的能力。发达国家跨国经营的融资战略一般都以融资成本最低,融资风险最小化,资本结构最优化为基本原则,从世界范围内选择融资的最优组合。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主要方式有海外企业贷款、国际金融租赁以及海外企业项目抵押贷款等。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融资中存在着融资能力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风险防范意识,与我国跨国银行缺乏联系等问题。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将政治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2003-2013年在11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东道国;(2)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3)在制度风险大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减弱了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风险小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没有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增加,更多地起到了对东道国环境的补充作用.     

东道国风险、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度量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维持快速增长又要保障利益安全,这需要在理论上探明东道国风险和投资速度之间的关系。为规避风险,对于风险较大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倾向于以集群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宏观上体现为我国对该国具有较快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基于此,本文在宏观上度量了我国对各东道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于集群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倾向于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而在建有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道国,风险则不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规避功能。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本身也能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战略的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主体培育进行分析,说明我国跨国经营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