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区域经济贡献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Panel Data经济计量模型,利用1998～2007年10年各个地区的GDP、FDI和出口贸易的数据资料,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FDI的增长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FDI差异是导致东部地区经济远远发达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所在。最后,文章对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FDI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FDI、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东、中、西部的1993年至2007年的年度样本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等现代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FDI、进出口贸易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和出口贸易仅在东部构成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也表明,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FDI、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     

FDI的流入必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FDI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础上,基于1992～200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FDI的流入能够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此外FDI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变量。在控制变量中,政府财政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和物质资本积累却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却不显著。     

基于协整方法和VAR模型的山东省FDI、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的分析

基于协整方法和VAR模型对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FDI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初期会带来FDI迅速流入之后流入速度放缓；FDI是对外贸易的granger原因，FDI的流入初期会导致对外贸易短暂的下降之后长期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美国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在短期内影响投资、消费、净出口等即期需求的变化和长期内影响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的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计量模型分析(SAS①软件)以及FDI在中、美两国经济效应的比较分析得出在短期内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于美国,而在长期内两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通过比较本文还强调了FDI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及其原因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FDI技术溢出效应中“人力资本门槛”的实证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证据

区域如何扩大FDI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考虑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实际的计量模型,利用1990-2005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市级面板数据来分析FDI在长三角地区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传导途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影响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这种正效应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即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地区是通过与当地的人力资本结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因而,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供应数量不仅能够扩大技术扩散效应,而且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区域投资实际汇率、FDI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跨境投资视角测度中国2000~2017年29省时变权重的区域投资实际有效汇率(RIREER),并将汇率、FDI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从汇率水平和波动两维度深入考察经由FDI渠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IREER升值有助于吸引FDI,进而对东道国(地区)经济扩张产生积极作用,该积极作用在沿海地区效果更为显著,拉大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RIREER升值对FDI的边际吸引力递减。RIREER波动导致FDI流出,对东道国(地区)经济产生负向冲击,该负向经济冲击对沿海地区影响更为明显,缩小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汇率风险增大引发FDI流出的边际作用递减。     

FDI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24个省份1991-2010年的面板数据

文章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进行了简要界定,基于凯恩斯经济增长等相关理论分别构建了FDI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并基于1991-2010年全国24个省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检验,最后得出三个结论:一是FDI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且具有长期效应,同时,FDI可通过影响其他经济变量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二是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有“先增后减”的显著影响,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长远性和连续性影响;三是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反相悖的显著影响,即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亦有拉大收入差距的可能,但最终合力的大小无法判断.     

中国FDI流入的“内生性”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FDI对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内生性分析引入出口贸易增长模型,并借助1990—2005年我国30个省市的出口贸易与FDI流入的统计数据,分三个阶段;1990—1997年、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我国省区FDI与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FDI流入形成内生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结果支持“FDI的出口贸易促进论”,出口贸易对FDI流入起“示范”效应。     

FDI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4～2006年的时间序列,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带来FDI的流入;从短期看,FDI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出现了偏离,并且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如长期显著。     

升值背景下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动态时变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Pesaran边限协整检验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升值背景下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时变效应。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在样本期内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增长均对FDI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与FDI的流入对人民币汇率的反馈机制并不存在,FDI流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表现出强烈的以"投机套利"为主要目的的"本土特征"模式。且同期的向量误差修正分析同样表明,人民币汇率和经济增长能够有效促进FDI流入,而经济增长和FDI流入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反馈机制依然不存在。这意味着政府当局在保持经济适度规模增长的同时,尤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制定适当的政策保持汇率稳定,以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而导致外资迅速流入进行投机套利活动。     

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增长效应:细分服务行业视角

本文基于细分服务行业视角,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服务业FDI的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的增长效应在不同服务行业间存在较大差异,流入不同服务行业的FDI对行业增长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服务业FDI增长效应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待服务业FDI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为促进服务业的全面与协调发展,应该确定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战略次序,合理引导服务业FDI的行业流向,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利用外资战略。     

中部地区的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文章通过分析中部地区1992—2003年综列数据(Panel Data)的计量模型,探讨中部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同主要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程度受政策左右。制度创新、政策变迁对     

FDI双向流动和净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球58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双向直接投资蓬勃发展正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现象,研究FDI双向流动和流入净值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范围内FDI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对中国在FDI双向流动态势下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文章研究显示,经济增长潜力越大的国家越有利于FDI净流入;IFDI发展有助于OFDI发展,IFDI与OFDI互动发展关系显著。就不同类型国家来说,高收入国家的IFDI与OFDI互动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收入相对比较低的国家,IFDI流入规模超过OFDI;税收、行政效率、劳动力供给等因素对FDI净流入和FDI净流出均有显著影响,但其作用方向相反。     

FDI引进与中国区域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各地区的经验证据

对我国各区域2004年和2008年8个制度因素指标的实证比较分析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制度变迁呈梯度递减趋势,西部地区制度变迁严重滞后;对我国各地区8个制度因素2001—2003年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二期24个因子与FDI引进关系进行的计量经济检验表明,FDI在我国三大区域的聚集与制度因素呈显著的相关性;利用1984—2008年数据对制度因素与FDI的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制度变迁与FDI的引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各地区在FDI的引进中要重视制度软环境的建设,尤其是西部地区应主动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制度环境的改善吸引FDI流入,进而以FDI来带动西部地区的制度演进,最终形成制度变迁和FDI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以此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     

中国FDI的增长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FDI流入的影响——一个初步的研究

本文对中国FDI的增长可能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FDI流入影响的问题做了初步的回归分析。进而精确到对于来源日本的FDI进行了部门和吸收国的划分,结论是与东亚各国所担忧的相反,中国不但没有分流该区域其他国家的FDI流入;相反地,和其主要邻国之间表现出吸收FDI的互补关系。     

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FDI的异质性

我国存在着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流入我国FDI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2002～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以能带来更大技术溢出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型FDI为主,我国中部地区FDI性质不明确,而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则以垂直型为主。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家干预程度对流入我国FDI性质都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检验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FDI对各经济变量的不同影响渠道,全面测度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FDI流入与中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文章建立了联立方程来刻画各变量之间的不同影响,包括考虑FDI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和FDI对环境监管的影响等。同时,文章使用中国217个城市2003～2006年的工业污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通过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最终有利于我国的工业污染治理和环境状况改善。因此,引进外资要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环境标准,积极吸收利用外资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绿色的生产流程,要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环境保护措施的有力实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在"第三方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第三方效应"显著影响了FDI的地区分布,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高工资、低市场化程度和过多政府干预对FDI的进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FDI流入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