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城市共享单车协同治理路径选择——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效度是城市共享单车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南京市城市共享单车的发展状况开展利益相关者分析,通过城市政府的引导、推广、建制,企业的运营、保障、创新,用户群体的参与、配合、反馈,相关社会组织和舆论媒体的协调、宣传、监督,为构建城市共享单车的协同治理框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实施有力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大幅提升.进入新型城镇化"下半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有效应对城镇化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是我国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任务.对城市"生命体征"进行细致"把脉"可以发现,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提升、疫情和极端气候冲击加深、人口快速流动、部分城市落户门槛较高、社会多元化等对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带来多方面挑战.针对新型城镇化"下半场"的新要求,应充分发挥制度和技术优势,着力提升城市服务管理能力、共建共治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有力支撑新型城镇化行稳致远.     

网约车司机的利益诉求调查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随着“灵活用工”模式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灵活就业群体呈现规模性增长,灵活就业作为吸纳就业“蓄水池”和维护稳定“减压阀”作用日益突出。而网约车司机群体在灵活就业群体中占比极高,为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在新就业形态下支持与规范网约车行业是一个重大课题,而正视网约车司机群体的利益诉求则是重中之重。近几年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约车行业面临巨大冲击,这也使得更多的网约车司机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与劳动保障。但传统的用工模式已经不适用于此行业的发展模式,如今网约车司机群体面临劳动关系界限不清、薪酬较低、疫情期间安全保障较少以及工作压力过大的工作现状,以此通过网约车平台与政府两方面着重分析网约车司机群体当前形势下的利益诉求,并以群体自身、平台、政府为主体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可行性建议。     

绿色建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分析

文章通过研究绿色建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和行为分析,有利于识别各方的不同利益诉求,从中找到平衡点,为有效地推进绿色建筑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我国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健康城市治理模式演进研究——以杭州为例

健康城市治理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城市健康挑战的重要框架和方式,理解健康城市治理的特征和发展过程将有利于更好推进相关实践。基于政策安排分析框架,选取杭州市为案例,分析了我国健康城市治理模式演进特征。研究表明杭州市的健康城市治理模式从试点模式转变为更具有包容性的协同模式,其模式的转变主要由政府主导,其他参与主体的立场取决于政府的角色,相应的治理特征也随之适应。     

城市现代化视角中的城市记忆符号——以唐山市工业文化为例

城市记忆符号具有强大的象征功能,象征了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和气质。它能够集聚和整理城市历史记忆中的重要信息,增强城市魅力和竞争力。城市现代化的过程既是城市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城市记忆符号不断强化的过程。唐山市的城市记忆符号研究应在提升城市记忆研究的学术水平,加大档案资料的整理和保护力度,深挖城市文明内涵方面提升水平。唐山市的工业文化厚重而又灵动,要避免以简单的符号和标签界定唐山市的城市记忆。     

看农民工利益诉求三大转变

在城市打工,能够有个安身的地方,按时领到工钱,攒够一定数目,回到家乡过安稳日子,这曾是一代农民工打工的要求。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群体有了新的利益诉求。他们渴望在城市生活,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     

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以杭州市为例

本文介绍了城市选择主导产业的理论依据和评价方法 ,依据比较优势理论、赫希曼产业关联理论、罗斯托经济理论等 ,采用层次分析法 ,对杭州市主导工业进行优选 ,认为杭州宜发展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     

城市郊区化机制探究——以杭州市为例

以杭州市为例,从人口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的动因入手分析了城市郊区化的机制,认为中国的城市郊区化受到政府规划与政策的较大影响,且目前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对郊区城市化的导向作用主要围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目标展开,并采取了尽量不触及现行体制的做法,在降低政策成本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从城市形成与演变的角度阐释了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机制,并就政府提升城市功能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建议.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以杭州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为例

城市治理理论是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基于城市治理中的利益主体行为机制理论框架,从公共物品与服务需求、城市政府行为方式,城市政府职能定位和公共服务中的权力关系四个方面,解析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在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中,政府治理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两大类.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城市治理以政府为行为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高效实现资源配置;在政府引导模式下,多元主体协同实现城市治理,政府以制度供给为主要职能,减少行政干涉.以杭州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项目为例,聚焦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展开调研.围绕政府主导如何转变为政府引导和城市政府怎样采取变革措施这两个关键问题,探讨城市政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关键.     

基于存量优化的城市空间治理与再组织——以郑州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城市空间将面临着由增量扩展到存量优化的重要转型,快速的城市空间拓展造成了城市新区之间、新区与老城区之间功能割裂或混乱、许多新区面临着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体系严重滞后,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要及时构建适应城市空间存量优化阶段的城市新的规划和管理体制、完善城市交通网络系统、及早进行产业的置换和重组、规划和建设城市新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     

公共危机中平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 ——基于携程的案例研究

平台型企业作为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其作用与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平台型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保障行业稳定、引导社会舆论、降低危机负面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单案例研究法分析了平台型企业在公共危机中的社会责任治理问题,从独立运营的企业主体、平台治理者、社会资源配置者三重维度研究了公共危机中平台型...     

中国大城市的设施共享与社区参与——对上海内城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内城社区为例,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对我国大城市的设施共享与社区参与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居民年龄和收入与居民社区参与意愿显著相关.与此同时,住房产权没有显著影响,共同利益并不必然引发集体行动.单位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超过商品房社区居民,集体主义文化仍有影响.居住区内部设施通过物理使用、社会交往机会以及参与渠道,对居民的社区参与产生影响.由此提出,发挥公共设施领域化对于社区共同体发育的积极影响,为形成社区共同体提供物质基础,及通过培育社区归属感、增加邻里社会资本等促进社区参与.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问题分析——以贵阳市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是联系政府和群众的基础组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关系城市高速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之命脉。传统的治理模式、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已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城市要发展必须要进行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政府已意识到多重治理主体介入城市基层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城市公民参与程度对城市基层社治理改革的影响毋庸置疑。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从公民参与视角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在电子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治理时代,重视引导公民参与,才能形成有效治理体制与机制,形成政府、社会、公民共同承担的"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个性化“城市意象”下的城市品牌形象塑造——以杭州为例

以杭州为例,分析如何利用地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形象.基于个性化“城市意象”分析框架,从自然地缘、标志景观、历史文脉以及城市的集体记忆等方面提炼了杭州个性化“城市意象”的表现,解读了杭州城市标志设计视觉化背后的城市品牌形象内涵.     

基于城市环境质量分区指数方法的生态敏感性分析——以长江中游地区荆门市为例

采用环境质量分区指数方法,运用GIS技术及当地统计数据,对长江中游地区节点城市荆门市的生物丰度、植被盖度、水网密度、土地胁迫、污染负荷指数等进行分析,定量化评估城市分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域——荆门市东宝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良好水平,但土地胁迫指数较高,掇刀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较差,钟祥市(县级市)的污染负荷指数较高,水土流失情况也较为严重,沙洋县的生物丰度指数和植被覆盖度均处于较低水平。根据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指出各区优先治理的生态敏感因素,为研究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城市发展扩散理论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出现了工业外迁、居住区郊区化等扩散现象,我国进入城市发展逐步扩散的新阶段.城市作为发展扩散的核心地域,对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定量分析了2000-2009年大连城市扩散度及其阶段演化和扩散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发展扩散动力机制.     

基于协商治理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风险评价研究——以平度某城中村为例

为城中村改造中更好的防范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模型支持.该文首先基于协商治理理论从全过程管理的角度识别城中村改造项目存在的风险并确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将熵权法、C-OWA及博弈集结理论结合综合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应用灰色聚类法构建风险评价模型;最后,将该风险评价模型应用于平度某城中村改造项目,并对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得出,该项目风险综合评价值为5.3887,风险等级为一般,风险评价结果符合实际.说明基于协商治理理论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城中村改造项目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