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降低失业率，已成为关系政治、经济及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而非正规就业成了缓解我国就业矛盾的一条现实途径。我国上海等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了探索研究，逐步摸索到了一些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并取得一定成果。目前人们普遍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度较低，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保障制度也有缺陷，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改善。     

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研究

非正规部门就业成为当今就业形式的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面临着更多的非正规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有外部的原因,如劳动关系不公平、制度缺失,而且也存在非正规就业人员自身的问题,如参保意识低、自身素质低等。这就需要从政府、雇主和劳动者多方面入手来解决这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促进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发展并推动我国经济的良好运行。     

非正规就业：理论层面上的社会承认

今天，由于解决劳动力出路的需要，非正规就业在对策层面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是不够的。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一定要倚重于理论创新。“合法性质疑”，此乃关乎非正规就业命运核心问题，只有澄清它，非正规就业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承认。为此，我们必须在经济的白与黑之间，区分出第三种经济。其中，紫色经济虽代表着非正规就业被称为隐性就业的那部分，但对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在第三种经济中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与在黑色经济中以非道德方式取得收入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     

当前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广泛存在的就业形式,其对于解决下岗职工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非正规就业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阻力,主要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相关的法律规范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鉴于此,今后需要在非正规就业的政策扶持、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组织体系的建设上下功夫。     

上海模式铺展脱贫之路

1996年上海首次对非正规就业给予政策性规范和引导。通过几年的扶持推动,上海的非正规劳动组织发展迅速。截止2005年5月底,全市共有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5．15万家,吸纳从业人员近50万人,月收入平均已达700元左右,最高可达数千元。本市发展非正规就业的经验被国际劳动组织(ILO)誉为“上海模式”,在本市已经“枝繁叶茂”。     

从"局部性民工荒"看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北京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局部性民工荒”。“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有：劳动法制不健全，结构性就业矛盾，年龄结构与人口方面的因素，工资待遇低、拖欠克扣工资，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全。治理的对策是：在劳动法没有调整之前，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这两项社会保险对所有外地农民工放开，不具有劳动关系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本着自愿的原则自行参保。同时建议政府部门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如对家政服务公司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助等；加强执法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加强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强与农民工输出地协作，促进农民工的有序流动等。     

欧美日非正规就业增长根源的比较研究--基于1988-1999年的数据

近年来我国就业逐渐呈现非正规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选择从事兼职、自营业、自由职业者等就业模式。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国的非正规就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加,80、90年代迅速增长。本文基于1988-1999年欧洲诸国、美、日等10个国家的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数据,从经济发展背景、供需平衡、规制缓和以及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税收、劳动法制法规等制度层面比较分析欧、美、日的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根源,以期启示我国更健康地促进非正规就业增长。     

非正规就业人员养老保险问题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的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解决就业问题必须重视和发展非正规就业。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就要建立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应有相应的政策措施。     

甘肃省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研究——谈再就业实现中的非正规就业

发展非正规就业 ,不仅可以有效地增加就业岗位 ,发挥下岗人员作用 ,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而且可以成为城市反贫困的有力手段。文章就非正规就业及其特点、非正规就业在甘肃省下岗职工再就业实现中的可行性及甘肃省非正规就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规范甘肃省下岗职工非正规就业的对策措施。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非正规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两期的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非正规与正规就业者小时工资与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相比正规就业者，外资进入对非正规就业者小时工资的提升作用整体较小；在融资约束强、创业活力低的地区，二者的小时工资差距受外资进入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降低了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概率，但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年劳动时间提升作用更大。在外资进入对小时工资和年劳动时间的综合影响下，外资进入对二者年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