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资本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

运用项目反应理论,依据劳动者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财富资本的相关问卷数据,计算其能力资本,考量能力资本在父子收入传递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基于能力资本的代际收入弹性区间估计为[0.42684,0.42996],提高子女的能力资本能够显著地提升其经济收入,父辈的经济收入可以显著的提升子女综合能力资本,子女的学习能力资本与工作能力资本在收入的代际传递之间具有不完全中介效应.     

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制造业创新绩效

以高考扩招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考察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扩张的叠加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创新绩效;研究生与本科学历扩张的叠加效应比本科学历扩张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人力资本扩张对东部制造业企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民营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研究为中国人力资本扩张提升制造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高校再次扩招背景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海归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海归能否促进母国企业的出口？目前国内还尚未有文献专门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使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海关贸易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的合并样本,系统评估了海归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归对企业出口产生了积极作用,并且上述正向的“出口拉动”效应在样本期内具有持续性而且是逐年递增的。进一步,我们考察了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发现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海归对企业出口的促进效应。最后,行业出口质量的动态分解表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出口质量提高的贡献高达54%,其在海归促进行业出口质量提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海归“出口拉动”效应的存在,对我国有效挖掘海归在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与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

本文通过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度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对居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主要通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减缓效应来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且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城乡之间不同收入人群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保障再分配上存在群体差异性和阶层分化,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加强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提高生产效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遏制城乡居民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对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尤为关键。     

普惠保险、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等理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利用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分析普惠保险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普惠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具有中介效应;在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低的地区,普惠保险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普惠保险优势,因地制宜有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房价收入比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2010～2018年的数据,采用相对收入标准法精准测算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和消费特征,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房价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不同类型消费影响有显著差异;房贷支出占比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相较于城镇低、高收入家庭,房价收入比对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最大。最后,从促进就业和稳定收入、保障消费时间的休假制度、形成促进消费机制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以提高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促进国内经济复苏。     

公积金约束、家庭类型与住宅特征需求——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

公积金约束正成为分化不同类型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和消费偏好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1995年和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检验公积金约束对不同类型家庭住宅特征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住宅特征需求方面,公积金约束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单位类型差异、职业类型差异、职称差异和行业收入差异。其中,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在提高住宅结构特征需求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公积金支持;而在住宅邻里特征需求方面,公积金制度对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贡献度较高。在引入工具变量、检验公积金变量的内生性偏误时发现,城镇家庭在改善型住房需求方面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较强的依赖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定位应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并根据家庭类型实行有差别的政策。     

劳动收入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能够清晰划分区制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不同劳动收入税负水平的表现.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劳动收入税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劳动收入有效税率门槛值分别为0.096和0.126;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非线性的,劳动收入税对其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抑制作用具有随税负上升而减弱的趋势.     

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效应及空间分异——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选择教育经费为人力资本投入的替代指标,以1999~2009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不同省市区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效应。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资属于明显的长期投资,对旅游经济的效用在短期内很难体现出来,但是长期效用十分显著;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效应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这种分异受到旅游地生命周期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综合影响;应根据区域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实际,立足旅游产业升级的需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的效率。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效应与应对——基于代际收入传递视角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收入不平等扩大和经济增长降速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本文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以及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CGSS数据和反事实法,以客观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为标准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并结合宏观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来源的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文化资本代际传递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未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显著相关关系。本文的发现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多种政策协同作用,共同阻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同时降低收入不平等中的消极成分,即降低由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残疾人收入——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背景下,残疾人作为一个低收入弱势群体,其收入增长问题应引起关注。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利用2014年湖北省六地残疾人收入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来研究残疾人收入的影响因素。有序回归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残疾等级对残疾人收入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使用与残疾人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另外,城乡背景是影响收入的显著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应积极推进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促进工作,加强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建设,尤其要加大对农村残疾人事业的投入。     

融资约束对农村人口收入状况的影响研究

论文以融资约束对农村人口收入状况的影响作为研究主题。首先,从家庭融资约束和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分别对农村人口收入状况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基于2012、2014、2016和2018年的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真实性,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融资约束的放松,首先可通过财富配置效应、投资生产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改善收入状况;其次可通过放松流动性约束和提升劳动力需求达到改善收入状况的效果;最后,既能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总额,也能提升收入满意度水平。     

中国城镇家庭的资产配置与消费行为:理论与证据

根据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的配置组合,家庭可以分为P-HtM(贫穷月光族)、W-HtM(富裕月光族)、P-nHtM(贫穷非月光族)和W-nHtM(富裕非月光族)四类,他们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消费特征。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至2017年四轮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城镇家庭中四种类型的占比分别为6.8%、36.7%、6.6%和49.9%;在消费—收入弹性上,P-HtM和W-HtM家庭显著高于W-nHtM家庭,而P-nHtM家庭显著低于W-nHtM家庭;在暂时性收入冲击的边际消费倾向上,P-HtM和W-HtM家庭大于W-nHtM家庭,而P-nHtM家庭小于W-nHtM家庭。这些发现意味着,若要取得更好的消费刺激效果,需要更加精准的消费刺激政策。     

信贷配给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1~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行业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Shapley分解回归研究了信贷配给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配给显著负向影响行业收入水平,进而扩大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虽然信贷配给对行业收入的影响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但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仍然达到了12.4%。控制变量中,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和行政垄断对行业收入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对行业收入差距贡献都最大的是劳动生产率,然后依次是行政垄断、信贷配给和人力资本。本研究对降低信贷配给,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2018年山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采集数据,将医疗保险缴费和补偿的不同环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基尼系数与MT指数,从全覆盖、多层次和碎片化的视角研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发现:剥离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带来的健康不平等因素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多重保障层次具有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中统筹基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正且影响程度较大,医疗补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账户的再分配效应为负;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碎片化特征使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存在异质性;个人账户余额会诱导参保职工更倾向于选择住院的就诊方式,极大地阻碍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发挥。本文据此提出完善多层次补偿机制、提升行政管理统筹层次和加快推进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等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推进我国医疗保障改革进程,实现共同富裕。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农保使参保群体的基尼系数下降3.7个百分点;在浙江省参加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远大于在甘肃省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60岁及以上群体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大于60岁以下群体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群体参加新农保使个人收入显著上升46.2%～53%;60岁以下群体参保使个人收入上升34%～40%,但该效应并不显著。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并改善了收入分配,但发挥的作用有限。由此,本文提出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实现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衔接等建议。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小额担保贷款收入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微观层次的混合横截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估计量方法对江西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收入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表明,创业者通过小额担保贷款带来的收入增加占到收入总增幅的43.6%;同时,参加创业培训与创业者收入之间有显著关联。本文还对提高小额贷款政策效应进行了探讨。     

农民工人力资本视角的就业风险考察

大量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层次上的就业风险有何影响很少见。是否人力资本质量较高的农民工就不担心失业?本文运用调查数据进行相关矩阵分析、方差分析、分类回归分析,对6个假设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工作年限、年龄对"担心失去现在的工作吗"有重要影响;文化程度、技能/技术级别、更换工作次数对"担心失去现在的工作吗"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风险表现出一定的解释力,但并不是全部。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