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难题破解中的多元化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的优化供给是改变我国农村长期落后、农民生活贫困的有效手段之一.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整体数量较少与质量较低并存已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本文通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调查,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多元化战略,以期为政府有效破解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基于江苏省徐州地区农村的调查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效应,因此,不断增加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有利于培育健康、和谐、文明的乡风,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但由于受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分税制和农业税政策以及认识错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等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地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状况及其原因分析,提出了增加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进供求协调、提高供给效率等方面的建议.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路径选择

如何做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工作,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是当前我国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首先政府要强化自身职责,加强政策与制度建设;其次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最后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安徽省L县、N县的实证

通过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调查,总结其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特点,分析现行供给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建立健全需求表达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创新农村公共产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这一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本文以西北地区为例分析了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从义务教育、乡镇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阐明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的影响;并从基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互动及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供给能力和财政转移支付、"一事一议"等几个方面分析和反思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影响的原因。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和结构有明显改善，但仍滞后于农民的现实需求，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供给不足和滞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及影响、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机制方面的对策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数据

加大公共产品投入是推动粮食主产区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安徽省为例,运用来自17个地市54个行政村的村干部调查问卷资料,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主要因素包括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行政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村所在的地理环境及人口特征等,经济发展好的农村得到的公共产品投入较多,而贫困落后农村得到的公共产品投入则较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面子工程和人情因素。     

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反思与创新——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对现行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投资和农民建设二者是否形成互动关系作为衡量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并利用这一标准以甘肃省为例对历年公共产品投资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本标准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创新的具体思路.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进而也增加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同时税费改革使得县乡政府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相关配套措施供给不足进一步激化了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的矛盾.本文在分析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研究

市场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为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提供了新的模式;农村公共产品由市场供给效率更高。但是,在我国,由于存在着种种阻碍因素,市场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份额一直很小。本文分析了市场供给农村产品的阻碍因素及其原因,并提出了对策。     

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利用CGSS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县乡财政困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本文对县乡财政困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了分析,县乡财政困难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具体影响进行探讨,最后探寻农村在县乡财政困难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出路。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得到不断完善,但在新的历史背景直仍然面临不少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公共间品的需求,必须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构建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构建公开、透明的民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的适度分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关法律、法规.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本位”机制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社会结构持续变化、农村利益格局不断重构的现实情况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农民本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更好、更多地流动的核心问题。成都市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调整农村治理结构,协调平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集体、农民三者关系。本文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成都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本位机制进行分析,认为这一模式达到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农户多元化公共需求的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风险。成都实践给予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启示在于:通过调整农村组织结构显著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通过给予公共资源推动农民在公共事务上的组织化建设、通过程序公正修正效率导向下的公平损失风险、通过农民受益的显性化和最大化提升农民本位意识。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经济学研究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私产品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机制失衡是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症结,必须从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等方面创造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并对如何创造新机制退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农村社区减灾公共品供给中农户认知研究——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农户认知的视角,根据湖北省27个农村社区513家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认知与农户参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灾害损失认知与减灾需求认知对其参与减灾公共品合作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这两种认知反向影响农户对减灾效果和供给的满意度。因此,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农户减灾需求表达机制,以农户需求为出发点,刺激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意愿,进而提高其对政府或村社组织减灾工作的满意度,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     

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与有效供给分析

本文基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梳理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若干基本问题。文章首先解析了农村公共产品这一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和特征,然后以经济学局部均衡理论和生产可能性曲线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实现条件。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传达机制和识别机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协调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科学确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定价原则等政策建议。     

构建一个公平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构建一个公平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及影响，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机制的现实性及实施对策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县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演变及其效果——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发布的16个"一号文件"为主要政策研究对象,结合我国近三十年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效果,从县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政策演变过程、政策实施效果等三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进行政策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县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地位不断提高,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逐渐扩大,供给规模日益增长,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产生了显著效果。     

新型农民培养的产品属性及其供给主体的行为分析

本文以公共产品相关理论为基础,依据对新型农民培养内容的分类,对新型农民培养的产品属性及其供给主体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析表明,新型农民培养具有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等多种属性,其供给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农村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等四种形式,且各自充当着不同的供给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