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行业协会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

集体行动是集体性物品生产或共享资源自发治理所引发的群体性合作问题,然而治理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行为的存在,导致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本文通过引入异质性个体及其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来分析可能的动态博弈均衡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个体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者搭便车者的不同角色。本文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事件。     

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基于公平相容约束的扩展

本文基于公平相容约束扩展了朱宪辰、李玉连（2007）的模型，扩展后的模型更具有现实解释力。集体行动能不能实现，除了要考虑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个体理性约束以外，还必须考虑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公平相容约束。符合组织者的个体理性约束但不符合其公平相容约束的集体行动照样不能实现。而且，搭便车者的破坏性作用是不容小视的。     

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基于公平相容约束的扩展

本文基于公平相容约束扩展了朱宪辰、李玉连(2007)的模型,扩展后的模型更具有现实解释力。集体行动能不能实现,除了要考虑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个体理性约束以外,还必须考虑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公平相容约束。符合组织者的个体理性约束但不符合其公平相容约束的集体行动照样不能实现。而且,搭便车者的破坏性作用是不容小视的。     

从“管水协会”案例看民间协会的集体行动机制

局部区域性共享资源的治理应当以社区自治为主,政府间接支持为辅的方式。由于共享资源的性质决定了社区自治是集体行动的性质,因此需要围绕协会的组织与领导实现共享资源治理中的成本投入与分摊以及收益的分享。以协会的组织和契约性规则为正式制度,结合以互惠合作为核心的群体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管水协会"这类民间协会的集体行动机制,实现共享资源的社区自治。     

群体规范、集体行动发生与共享资源合作治理

特定群体面临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需求时,需要通过群体合作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因而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是共享资源治理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问题。本文从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的群体规范对于集体行动实现的影响机制入手,在清晰界定群体规范的含义基础上分析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机制,并且通过模型说明群体规范的内生性形成问题,从而完整的得出群体规范促进集体行动实现的一般性理论,以期对当今社会和谐治理给出政策含义。     

反倾销应诉的集体行动研究——行业协会克服"搭便车"机制的思考

本文针时我国企业在反倾销共同应诉中的不合作或者“搭使车”问题，试图探讨行业协会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如何提供或设计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如俱乐部规范），把一群相互依存的企业组织起来，并通过自主性努力克服不合作或“搭便车”，以取得长期的共同利益的实现。     

民间商会的集体行动机制--对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

本文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遵循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分析思路,考察了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一案。本文认为,温州烟具协会内部的声誉机制、协会过去十多年的有效运作、大企业的内在激励、协会理事会的低组织成本,以及社会性激励机制是本次集体行动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当然,外部环境变化也是这些机制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条件。文章最后认为,为了让民间商会发挥积极作用,恰当的激励至关重要。     

共享资源治理模式创新的实现路径——集体行动的组织理论与实证分析

主流经济学一直认为市场和政府互为替代品,而没有给介于其中的自愿合作组织留下空间。其实,以小区为单位的局部治理模式的发育,为纠正市场和政府失灵提供了第三种替代机制。本文通过南京市28个小区865个样本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业主合作的集体行动需要异质性个体充当创新企业家,最终在互动中形成契约性规则和群体规范。     

社群合作与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

社群合作问题是由共享资源的存在所引发的集体行动需求和自我组织治理的问题。由于共享资源组成成分的多样性造成集体行动实现和维持的复杂化,不同性质的共享资源要求不同的治理方式,因而具体的规则或制度安排就不同。但其共同点就是都需要小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和自觉参与,以实现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收益。     

异质性与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关于群体性合作的现实路径研究

共享资源在人类的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共享资源治理的收益引发了群体内部的信任与合作问题。传统理论的个体假设是狭隘、过度抽象的完全理性,忽视了个体基于现实场景中的决策和行为选择,因而无法获得符合现实的理论解释。一个群体能够依靠规则、组织机构等正式制度以及群体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实现治理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分享、对合作行为给予激励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从而通过群体性合作实现共享资源的治理。因而问题就转为分析每个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决策和行为选择中能否通过策略互动实现自我实施的规则与群体规范,实现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群体秩序,通过两阶段模型说明了异质性个体在实现正式的制度供给和内生的群体规范方面的作用机制,对于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群体性合作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分析——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

俄罗斯中小企业与能源等传统行业的大企业相比,发展十分艰难。其面临的融资难、税收负担重以及过度的行政壁垒等问题尤为突出。从集体行动视角切入并挖掘制约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性原因发现,中小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在如何促进自身发展和破除困境的问题上,必须依赖集体行动的力量才能解决。     

制度变迁、集体行动与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循环经济的制度推进为视角

党的"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变迁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制度的变迁离不开相对价格和偏好的改变。通过制度建设,形成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对价格格局和人们的偏好,并克服参与者合作时产生的集体困境,有助于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集体行动逻辑、乡土社会嵌入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嵌入理论为基石,以演化博弈为分析工具,通过解构乡土社会嵌入对集体行动逻辑的生成机制,构建农村社区成员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总体框架。在总体框架下,基于不同的乡土社会嵌入条件,农村社区成员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收益、策略选择迥然相异,弱社区记忆的社区成员仅仅作为经济人理性地计算来自于公共产品供给的直接性收益,而强社区记忆的社区成员同时也作为社会人权衡通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所形成的关联性收益。本文的结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强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能够收敛于合作互惠的演化稳定均衡,而弱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无法有效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产业集群治理的集体行动:影响因素及实现条件——以温州打火机产业集群集体诉讼为例

产业集群治理行动是旨在建立和维护集群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集群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根据集群集体行动产生的诱因,可将其划分为内生型集体行动和外生型集体行动,二者提供的产品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影响集群集体行动的因素主要包括:领导型企业、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机构和集群代理机构、地方政府行为、团体讨论和个体声音等。基于异质性假设,在朱宪辰、李玉连(2007)的博弈模型基础上,通过将声誉机制纳入其中,得到的启示是:一个集群如果拥有良好的声誉机制,就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实现,反过来,如果集群中信用和守信文化没有建立,声誉机制不健全,就可能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     

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社会一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的诞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重新浮上了台面。具体来看,无论是以小型熟人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集体性抗争活动,还是以更大型的地理区域为组织空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本文把这类社会事件统称为群体性集体行动,并把各级政府及其代理人和由此类集体行动参与者所组成的怨恨群体之间进行的持续互动过程的本质,看作影响社会控制后果的一个重要变量。通过引入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三组经验案例,作者提供了一个分类框架,用于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的演变。     

集体行动逻辑与灌区农户灌溉行为分析——基于中国漳河灌区微观数据的研究

文章以漳河灌区农户灌溉行为的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计量分析方法,论证了农户灌溉行为受大水利渠系状况、水利设施产权制度、基本用水保障率和资源禀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而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理论命题。研究结果显示,在优先考虑基本用水保障率较高的灌溉方式的前提下,农户会选择一种灌溉费用最小的灌溉方式;责权明晰的水利设施管理制度有利于灌溉用水费用的节约,催生了农户自主治理灌溉事物的行动;受制度环境和自身资源禀赋约束,农户灌溉事务集体行动只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文章认为,渠系状况的改善,水利设施治理制度的明晰,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增强是农村水利和谐发展的关键。     

国际公共品供给何以成为可能——基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分析

无世界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需要跨国集体行动,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实现。然而,国际公共品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导致跨国集体行动的困难。本文通过引入国家异质性及其各国在跨国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建立了一个分析国际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动态博弈模型。结果表明,由于国家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不同国家在跨国集体行动过程中可能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搭便车者的角色,从而使国际公共品供给成为可能。本文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以成立的原因。     

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安徽省102个村庄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为例

本文基于集体行动理论框架,利用安徽省稻谷主产区村级调查数据分析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户均耕地规模以及外出打工户数比例等因素对村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之集体行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方向都是先正后负,呈"倒U型"特征,即只有在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处于中等水平时,村庄集体行动才容易形成;户均耕地规模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外出打工户比例对村庄集体行动存在抑制效应。本文分析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一是应合理设置村庄规模,不宜过小或过大;二是应认同适度的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均等化和两极分化;三是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户均耕地规模扩张创造有利条件。     

反倾销进程中的会计保护机制——基于美国木制家具反倾销的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了美国对华木制家具反倾销案中的两家公司天津美克公司和深圳德源公司,对比分析会计保护机制,探讨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发现:会计内部保护机制是企业胜诉的基本保证.内部保护机制由三个系统组成:应诉反倾销会计预警系统、境外竞争对手会计资料分析系统、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管理系统.会计外部保护机制是企业胜诉的有效支持.外部保护机制由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及中介组织三个系统组成.企业应借助内外部保护机制,增强企业应诉能力.     

企业与行业协会价格串谋行为分析与共同治理——基于不完全合作、非合作博弈的逻辑

本文建立了串谋企业及其行业协会、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分析模型.认为影响企业及其行业协会价格串谋概率高低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安排、串谋成本与监管力度等.价格串谋的治理必定是各方利益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相结合的共同治理,内部治理关键在于理顺共同治理的关系,外部治理关键在于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而共同治理的基础是建立有效的信息网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