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探寻宁波港口变迁的“活化石” 系列报道4 制度变迁决定港口文化“气质”

<正>宁波港口经历了从内河港到河口港,从河口港到如今世界大港的变迁,不难发现,制度变迁对宁波港口的演进起着决定作用。当对外开放政策得当、港口贸易自由度较高时,恰恰就是宁波港口快速发展之时;一旦闭关锁国或实施有限贸易政策,港口随之就会出现萎缩。因此,在宁波港口变迁史上,制度变迁决定着港口的兴衰。同时,这种由制度变迁带来的港口兴衰,不仅仅是港口经济内涵的变化,也影响到港口文化内涵的变化。     

体制转型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山东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宏观制度变迁的作用功不可没。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对各制度变量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贡献率，经济增长的制度弹性系数等进行了定量测算，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首先用较简便的方法计算出了辽宁省的资本存量,然后通过经济结构演进和制度变迁与辽宁省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结构演进和制度变迁将通过影响资本效率或经济规模刺激经济增长。其中,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通过对资本效率和经济规模双重影响刺激辽宁省经济增长,制度结构仅通过经济规模来影响经济增长。     

新疆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对新疆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测算，以探索影响新疆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增长属于资本推动型，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TFP)已成为新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2)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变动、宏观制度变迁等是TFP提高的重要原因。并提出了推动新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几点对策。     

制度变迁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将制度变迁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求解了社会计划者问题的均衡解,并对解的经济含义进行了讨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可以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     

浙江省制度变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和金融发展纳入VAR模型之中,通过对浙江1986~2014年的数据进行动态对比,并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以分析浙江省经济增长在制度变迁、金融发展的冲击下而显现的不同特征。结果表明,浙江的制度变迁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较大的影响,其中金融发展的影响更大,前期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反应有适应性的调整过程,之后逐渐产生稳定上升的正响应,而制度变迁的红利主要释放在前期,虽然会引发后面各时期经济的增长,但增长的弹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最后保持平稳的规律。     

制度变迁对上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简要评述了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90年代以来中国上海地区的各项经济数据出发,定量分析和估计了90年代后制度变迁对上海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验证了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经济某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指出了制度变迁对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探析

文章从中国的农村改革、非国有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体制改革三个方面分析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提出制度变迁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也具有推动作用和反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因素的贡献度

基于1978～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地区差异与农业增长进行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作用显著,土地产权制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变迁通过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利益来影响农业增长。同时,各地区中影响农业增长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农业增长的要素贡献度存在差异。可从加强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入手,结合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寻找制度创新和地区特色的结合点来促进农业稳步增长.缩小地区差异。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依性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个具有互依性的有机系统.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结构的非均衡,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而创新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保证下进行,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为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经济支持;制度变迁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它又成为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文章简要评述了经济增长和增长因素分析理论，分析了中国20年来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并从定理研究的角度出发，评估和计算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分析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文章验证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之一的观点，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制度变量及其代理变量的选择:一个文献综述

作为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制度因素或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武断地将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模型之外,认为经济沿着均衡路径的增长完全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但是,作为非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坚持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及其变迁。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试图在理论上和实证分析上将制度因素加入到经济增长模型里。本文将就国内外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做一个综述性的介绍并进行简单的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制度变量进入生产函数的形式及实证分析中代理变量的选择两个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制度转型

制度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第三个因素＂。依靠制度变迁吸纳域外生产要素是地方政府竞争实质所在。由于宏观失控的后果人人有份,地方政府为追逐本体利益与其他区域政府展开有利于己的竞争博弈,而无需负担宏观失控的全部成本。要正确发挥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需要对地方政府行为和激励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其制度转型方式。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9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对1978~2009年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之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划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农村制度变迁对农民的收入增长具有阶段性的影响作用,农村制度变迁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借助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1978~2009年中国农村农作制度、农村价格制度、财税制度,以及农村人口变迁制度等制度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由此建议应该把农村制度创新作为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的突破口。     

制度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增长模型中加入内生制度变量的局限性，然后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构造了一个包含外生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自该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和制度变迁率之和。这个结论能够比较真实地解释转型期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制度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阻碍经济增长。另外本文对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并按照技术进步分类方法对制度变迁分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认为制度变迁（即改革）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分别以非国有经济比重和合成的制度指数作为测度制度变迁的指标，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率对包括制度在内的经济增长诸要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资本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人力资本没有显示出统计上的显著性。     

制度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在描述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的基础上,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并作为其内生变量,力求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角度全面反映经济增长,并揭示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得出结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主要是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制度变量的量化，采取大多数学者普遍采用的指标进行研究：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对财政的干预程度。通过研究1981年~2013年全国的指标，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制度变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以上数据运用软件对数据进行一系列的检验得出结果并分析其经济含义，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些建议。     

西北地区旅游制度变迁主体与动因:张掖景区经营权转让的实证

制度是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变量,西北地区旅游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基于"三权分离"的张掖景区经营权转让改变了原有产权合同,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张掖景区经营权转让的制度变迁主体是临泽县、张掖市两级发展型政府行动集团,次级行动集团的制度变迁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景区经营权转让的制度变迁方式属于渐进式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景区经营权制度变迁的动力为发展型政府的创新追求和利公、利他的社会效益追求。张掖景区经营权制度变迁对西北经济欠发达、旅游资源富集区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外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研究动态与新进展——“十八世纪以来中外货币金融制度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上的制度及其变迁在现代世界兴起、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的制度及其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被很多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经济史学界也对制度变迁及其内在动力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