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的权衡与选择研究——对我国银行外部监管效应的论证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宏观系统性冲击造成了一系列银行危机。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作为银行外部监管体系的两个工具,其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分析了在发生系统性冲击时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从而达到最优的监管组合的效果,并针对中国的现实提出了政策建议。     

银行监管力量重构损害了市场约束的效用吗——基于亚洲银行1991-2005年面板数据的研究

各国金融安全网的实施导致银行的监管体系发生重构,会导致市场约束受到“挤压”,已经逐步地被经济学家们认可。但是对于亚洲国家来说,监管力量的重构是否影响了市场约束却尚未得到明确的实证结论。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此,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约束的扭曲较大,各国和地区在银行危机后加强银行监管的行为导致了这种“低成本”的市场约束的损伤。     

银行监管力量重构损害了市场约束的效用吗-基于亚洲银行1991-2005年面板数据的研究

各国金融安全网的实施导致银行的监管体系发生重构,会导致市场约束受到\"挤压\",已经逐步地被经济学家们认可。但是对于亚洲国家来说,监管力量的重构是否影响了市场约束却尚未得到明确的实证结论。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此,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约束的扭曲较大,各国和地区在银行危机后加强银行监管的行为导致了这种\"低成本\"的市场约束的损伤。     

信贷风险、监管约束与银行最优行为

本文在观察到中国银行业信贷膨胀背景下几个典型事实后,基于国内外巴塞尔协议与银行行为的研究成果,通过在C-C模型的基础上植入信贷风险和存贷比约束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拓展。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下,我们不仅分析了资本松约束和资本紧约束下银行的最优行为,同时也研究了银行资本的决定因素。我们发现,外部融资成本的增加、惩罚力度的加大、存贷比要求的提高、贷款边际成本的上升以及垄断势力的强化,都将使得银行资本量趋于下降,但各个变量具体的作用机制存在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逆周期性的信贷损失和凸形的惩罚函数具有双重强化银行资本顺周期性特征,法定最低资本充足要求的提高,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带来银行实际资本的增加。通过对银行信贷膨胀机理的深入解析,本文为有关政策抉择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     

银行监管模式与有效银行监管

银行监管的职能是确保银行系统安全可靠并防止金融体系不稳定,通常是由一国中央银行来组织的。但是,假如银行监管能不受外界影响,并能通过资产评估或直接预算分配得到充足的资金,那么,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行使监管职能可能比由央行组织银行监管更有效率。一般来说,在中央银行具有权威性的国家,另设机构从事银行监管反而弱化了中央银行的影响力。所以,银行监管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取决于监管职责由那个部门来行使,而是取决于有无权威地位以及能否不受外界影响。本文主要通过银行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对我国的银行的有效监管进行分析。一…     

我国银行监管中的问题研究

由于金融创新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特别是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增强 ,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将银行监管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我国也成立了专门的银监局对银行业经营风险 ,经营状况进行监管。本文就我国银行监管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讨论。     

银行规模视角下的市场约束——基于大中型商业银行的经验研究

在隐性保险制度背景下,选取13家大中型商业银行2001—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银行规模与市场约束效应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对市场约束作用削弱程度越强,对银行救助难度也越大;当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时,不论银行规模如何,市场约束明显减弱;考虑规模因素时,市场约束作用与银行资本结构和上市与否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而盈利水平与市场约束作用的关系会受隐性保险制度影响。     

市场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的文献回顾

市场约束是指银行的利益相关者出于时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状况,并根据其掌握的信息采取一定措施影响相关的利率和资产价格,从而通过市场对银行的经营产生约束作用.市场约束是维护银行业稳定的重要机制.巴塞尔协议Ⅱ的新的监管框架中把市场约束与资本监管、政府监督共同作为有效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同时2006年底中国也全面开放了银行业市场,市场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作用也越采越大.本文系统的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市场约束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包括市场约束的存在性、存款保险、政府监管对市场约束作用的影响以及危机时的市场约束,这对我国商业银行市场约束作用的发挥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银行市场结构重组的制度约束与改革模式

我国银行市场结构重组面临两个重要的制度约束：国有银行制度和银行管制制度。我国银行市场结构的改革重组,目标应定位于保持社会的银行信用稳、货币信用过程能够正常进行的宏观效率前提下;应破除国有银行的寡头垄断格局,建立一个有利于金融风险分散、银行机构之间能够适当而且有效地竞争,中央银行不仅拥有真正的监管权力,而且能够公平、公正、公正执法的高效率的银行结构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理论的比较研究

当前,我国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坑蒙诈骗、损害职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破坏环境的不良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本文对国外在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社会性管制的市场失灵理论、行政管制与市场和私法的替代关系理论,以及管制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中引出若干对我国社会性管制有益的启示.     

存款人市场约束机制研究

与股东和债权人相比,存款人时银行的市场约束一直以来相对较弱.文章首先回顾了有关存款人市场约束的相关文献,然后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影响存款人市场约束力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加强市场约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影响存款人市场约束力度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纳入一个模型中进行综合讨论,从而对加强市场约束机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中国银行卡产业的市场结构与价格行为研究

按照产业组织理论的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绩效(P)分析框架,本文以多个指标计算了中国银行卡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认为中国银行卡市场属于寡头垄断型市场.描述了银行在银行卡市场上的价格行为,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及反映的趋势,发现银行卡价格调整表现出与斯威齐模型相反的特点.并对改进定价方式提出建议.     

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基于小麦的实证研究

政府管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许多政府管制是无效的,有些甚至起到了负面的作用。本文针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问题,提出了国内外市场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是政府市场管制有效性的前提的命题,并运用经济理论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以2003年3月至2007年9月国内外小麦市场每日及1993年6月至2007年3月国内外小麦现、期货月度数据实证证明。由此为政府实行管制前评估管制有效性提供一个判断的依据,避免类似"国储铜事件"等盲目的管制决策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和损失。该方法也能被推广运用于其他大宗商品的政府管制领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及实际应用价值。     

认证中介的效率基础:信托市场监管规则选择的例子

在资产管理领域中 ,投资者面对的信息劣势来源于实体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和理财机构专业水平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我们的研究着力于分析 ,对项目风险和理财机构评估项目专业水平的信息缺乏导致的柠檬效应 ,以及引入认证中介机构后市场效率的改善。本文以信托市场为例 ,比较了认证中介面临不同市场结构时 ,效率后果的差异 ,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认证中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更加有效。     

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本调整与风险行为

本文研究了监管资本约束下的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行为与资本调整策略,发现监管压力并不影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行为,但对其资本调整策略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银行逼近法定最低资本要求时,主要通过调增附属资本的方式来提高其资本充足水平;而当银行违背监管资本要求时,监管压力对其资本调整则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表明资本监管不一定能达到降低银行风险行为的目的。鉴于统一的监管制裁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银行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局有必要对其实施分类的资本监管,并研究分类监管制裁行动和手段的可行性与适当性。     

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

电信企业能否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与实施市场圈定的企业和被圈定企业在下游市场的成本差异有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问题。研究发现,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具有成本优势时,则其通过实施价格策略性行为能够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当其处于成本劣势时,则不能通过价格行为实现纵向市场圈定。因此,规制机构在制定接入规制政策时,应根据下游市场两个企业的成本差异选择合理的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低时,可采取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和由市场决定接入价格的两种接入规制方法;当两者成本相同时,可采取激励性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高时,可对两者实行不对称接入规制。     

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模型与规制策略

通过构建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竞争模型,本文对全国性国有企业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解释。全国性国有企业在参与区域竞争的过程中,具备一种区域整合的功能:它面向全体市场的决策与分别面向各区域市场的决策等价,全社会总剩余最大化目标也可以分解为各区域社会剩余最大化的子目标之和,在其效率较高的情况下,将迫使地方企业改进成本或者退出市场,而只有当地方企业有足够高的效率的时候,全国性国有企业才会选择退出策略。国有企业事实上可以作为一种内部规制工具对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在明确规制规则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动态调整企业目标函数以实现整体市场福利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