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最低工资制度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保障低收入员工生活的工资制度.但是最低工资标准如果制定得不合理,将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业率乃至员工的实际收入都产生负面影响.新西兰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其最低工资制度相对科学完善.文章通过对新西兰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的背景、调整后对各方面的影响及最终调整标准的确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希望可以对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形成提供有益的借鉴.     

德国最低工资制度的争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制定最低工资制度是保障劳动者基本利益的有效措施之一。但是作为传统的重视劳动者利益的国家,德国至今没有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其主要原因是相关利益团体在最低工资标准的适用范围上存在很大差异。德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争论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合理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了参考:应该综合考虑各关联方的利益,制定实施行业、工种与地区相结合的多维度的最低工资制定标准。     

当前我国最低工资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最低工资制度是国家通过一定立法程序所规定的、为保障劳动者在履行必要的劳动义务后应获得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收入的一种法律形式。它是商品经济和现代工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最低工资制度产生于1994年,迄今已有16年历史,但总体来说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仍旧处于一种不完善的状态。对中国最低工资制度进行改革需要重新审视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重要性,改革的思路是：按行业划分最低工资标准,取消最低工资增长标准上限,提高最低工资制度立法层次,加强对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加大对违反法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呼和浩特市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

对呼和浩特市最低工资制度的调查揭示,在最低工资制度执行中存在着很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解决的对策是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力度。     

最低工资、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兼论最低工资的资源配置效应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了最低工资制度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会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降低成本加成，企业研发和进口中间品质量是最低工资引致的融资约束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重要途径；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内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最低工资的融资约束作用更大；最低工资制度还通过促进低效率企业退出、新企业进入提高了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本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最低工资制度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新路径，同时为提高制造业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启示。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剂,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我国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已走过十三个春秋,从十三年的实践看,还存在一些缺失与不足,国家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最低工资规定》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关键是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能够逐步在整体机制上得到完善.不仅要完善立法,还必须在执法、管理、监督、协调上进一步得到完善.只有这样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区域视角下的最低工资增长效应: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分割、一个地区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两区域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后,该区域劳动需求下降,就业减少,出现失业,同时资本回报率下降,低于另一区域。因而,资本流向另一地区。这一流动使本区域资本回报率上升,而另一区域资本回报率下降,同时使另一地区工资上升。最终两地区的资本收益率相等,工资均为最低工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取决于最低工资水平,最低工资较低时,促进经济增长,较高时则阻碍经济增长。     

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模型分析——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杭州市1999~2012年最低工资标准历史统计数据为样本,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基于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概念,并将CPI、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纳入模型,试图构建一套合理可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测算模型。为地方政府制订合理、科学的最低工资标准、切实发挥最低工资制度实效,提供理论和实证的支持。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分析

北京市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考虑的各种因素涉及方面较多,但最低工资制度的基本定位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总体思路应该主要考虑最低收入户的家庭生活费用、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其他因素兼顾,以确保最低工资制度能够发挥最大效用。     

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思考

中央关注改善低收入者人群，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重大任务。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不失为其突破口。目前对最低工资的认识有许多误区，制度也不够完善，贯彻执行不力，劳资争议甚多。研究最低工资理论及其制度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农民工的廉价工资

农民工的工资之所以低廉,主要是因为农民工所具有的双重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工资构成,它既不包括维持其家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又不包括其自身受教育和训练的费用,农民工的工资几乎就是维持其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态势与测算方法分析

我国《促进就业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明显低于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为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有必要采用比例法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即按照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适当比例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各地采用比例法制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关键是准确统计当地城镇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把最低工资标准控制在当地平均工资的40%～60%之间。     

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方法综述

最低工资标准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一直是劳动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由于涉及的变量过多，究竟其影响是正还是负，不同的研究者因为假设条件的差异，得出了不同的答案，文章从作用机理和实证研究方法的角度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作出简要的评论。     

贸易开放影响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机制探讨——以制造业为例

制造业对外贸易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间接影响着制造业各行业的工资差距。贸易开放通过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外贸结构的变迁效应、名义关税下降效应、发达国家的＂外购＂效应、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六个方面的传导机制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发挥贸易对低收入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传递效应、打破行业劳动市场的分割、给予加工贸易相应的政策扶持、采用政府再分配手段等措施有助于缩小行业间工资差距。     

调整最低工资政策对中国就业影响的经济分析

2004年4月,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实施,最低工资问题得到空前的重视。随后,各地区不断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最低工资政策的效应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争论。对调整最低工资政策的指责主要来源于其对就业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对中国就业总量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分析表明,在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的情况下,适度提高不仅不会造成就业总量损失,还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     

对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问题的几点建议

针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行业间收入差距加大、企业领导人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等焦点问题,可将税收增长因素纳入工资指导线制定之中,完善对社会工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并建立"调高扩中保低"的行业工资分配指导机制,完善对不同行业工资分配的中观指导;建立超额累退的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完善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微观管理,从而促进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的完善,使我国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真正反映职工的贡献.     

出口贸易提高了出口企业工资水平吗？? ——基于1999—2007年我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1999—2007年中国160多万家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出口贸易是否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分析表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出口企业的工资比非出口企业大约高7.1%;出口企业未出口前与其他持续非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别,甚至低于非出口企业。因此,出口贸易的确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     

城市规模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

性别工资差距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常见现象,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给劳动者带来了规模工资溢价,但不同劳动者获得城市规模工资溢价存在差异,那么,城市规模是否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呢？基于最新的2017年中国247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构建两步回归计量模型来检验城市规模是否影响了性别工资差距。实证结果显示,233个城市中的男性劳动力拥有更高的薪资水平,但女性劳动力获得城市规模工资溢价比男性高,从增量上缩小了与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城市规模每增大1%,女性获得的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比男性高0.097%。可见,性别工资差距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减小。     

论合理工资水平与我国的劳工政策

合理的工资水平不但关系着劳资分配,还关系着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在短期内,工资水平是通过劳资谈判确立的。长期内一国的工资水平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短期工资总是围绕着长期工资趋势线波动,这是一个马尔科夫试错性均衡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和劳资谈判这一试错机制的贡献密不可分。我国要形成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合理工资水平,必须用劳工立法和和集体谈判纠正工人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