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加湖北省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调查与分析(下)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同无数中等收入的形成和壮大联系在一起的，也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跃迁、不断完善密切相关，特别是中等收入的特质及其影响力，是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的。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收入水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新的注解。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几点思考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经济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认真思考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级、中等阶层、中等生活水平和某种职业的含义；认真思考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战略意义和途径，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政策分析与路径选择

本文提出，今后我国在制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政策时应该考虑的路径选择是：努力扩大二、三产业的就业规模，增加城镇就业的总量；建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使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的格局逐渐得到改变；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为相关政策的调节提供基础资料。     

从和谐社会建设视角论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扩大

从当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特征来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异与和谐的关系，制定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只有这样，社会将会更加稳定与和谐。     

浅析农民增收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促进社会阶层结构良性转变的关键,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我国,占总人口近80%的九亿农民的收入增加并走向富裕,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真正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支撑。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则本着“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将从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两个方面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中产”的进程,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良性转变。     

湖南商学院专著评价(十八)积极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和谐消费——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和谐化趋势研究》

一个国家一旦进入工业化社会,只要其经济和社会能保持正常的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阶层的出现自成必然。在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主要的经济阶层之后,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行为以及其他行为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行为以及其他行为进行专门研究,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的陶开宇副教授所著《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和谐化趋势研究》专门对中等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和谐进行研究既具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供求视角的“中等收入陷阱”分析与对策——来自日本与韩国的经验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看,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在有效需求与潜在供给的耦合作用下实现的。通过分析日本与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剖析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认为通过释放有效总需求和提高长期总供给能力,我国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应的对策为:以初次分配改革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再分配政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服务创新体系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适度延长退休年龄与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相结合,提高劳动参与率。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对重庆市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重庆十一大社会阶层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阶层间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金字塔”结构。各阶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社会上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和性别,文化程度对社会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应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阶层内部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并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调整收入结构。     

关于湖北省乡村债务问题的调研报告

乡村债务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障碍。乡村债务中的大头是体制政策性负债。目前化解乡村债务的方法呈现有效性递减趋势，化解乡村债务的资金来源仍是一大难题，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应标本兼治，即政府先行买单，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并举。     

寻求改革新突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之策

"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风险,当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利益调整上寻求改革的新突破,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注入新的动力。     

城镇中等收入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实证研究 --以省际横截面数据检验库兹涅茨假设

以城镇中等收入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00年省际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中间阶层的收入份额表现出线性下降的趋势，实证检验拒绝了库兹涅茨倒U假设。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表明该阶层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但分享份额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控制、税收调整、公共投资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而存在一定影响的“国有经济投资比例”和“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中，从而造成该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     

地区间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研究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地区间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地区间教育不平等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因此,降低地区间教育不平等程度是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选择。     

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初次分配比重

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逐渐下降。这一现象已成为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通过建立融合新古典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功能性分配理论的劳资分配一般模型,分析影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造成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过低的原因,有助于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政策建议。     

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研究

分配公平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立。收入分配公平与否、或者说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平现象,直接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湖北城镇居民期望子女受教育程度调查报告

作者抽取湖北省1540个样本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进行了统计调查。统计数据和湖北省高教投资能力、人才市场状况说明我们既要保护城镇居民期望子女上大学的热情,又要正确引导他们合理确定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目标。这既是湖北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又是湖北湖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希望所在。     

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透视

个人所得税开征的主要目的一是组织财政收入,二是调节收入分配.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个人所得税制的功能定位也应有所不同.受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日益扩大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因此,个人所得税制应优先定位于调节收入分配,注重强调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但现行个人所得税却呈现出一种"逆向调节"趋势.因而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便成为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     

加强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改革探索

通过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分析和定位可看出,我国目前贫富差距惊人,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从基尼系数分析显示,我国已经步入了国际警戒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国个人所得税不能充分执行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通过对税收制度方面和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缺失的研究．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功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影响其功能发挥的原因有个人所得税没有体现税负公平的基本原则、个人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低、调控客体不完全到位等。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了强化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八分配功能的改革思路,主要是对个人所得税制课税模式、功能定位、税收扣除方式等方面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