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文章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特点及其成因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环境因素。文章在对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韩国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环境。因此,必须准确定位投资类型,加强事前研究并接受适当的前期辅导,以便进行风险预判,防范可能遭遇的投资风险。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合理性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决定国际化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东盟地区进行直接投资能平衡我国现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问题,可以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符合自身发展阶段,更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竞争优势,也是使区位分布更加合理的战略选择。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之际,研究中国和东盟目前经济合作中还具有巨大潜力的直接投资问题,对驱动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市场因素、生产成本因素、政策因素等五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可为中国加强与东盟的投资合作提供理论和现实基础。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偏好性探究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能否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与企业的国际生产布局息息相关。文章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出发,重点分析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偏好,研究表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受投资动因的影响,这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与潜力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形之下,对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鲜有关注。事实上,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投资区位和投资绩效方面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比较,然后在分析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上的新思路

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直接关系到境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市场绩效。然而,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问题上,我国学者割裂了产业和区位的内在联系,单独研究产业问题或区位问题,因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缺乏指导意义。文章提出了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上的新思路,即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对于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引入不良投资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与产业选择方面高度集中,导致不良投资呈现"双高"特征,即7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中亚—西亚和新亚欧大陆桥区域,8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金属、交通和能源等环境敏感型行业。今后应从产业层面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的区位选择战略,优化投资产业布局,并强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环保意识与责任意识。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

区位选择类型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紧紧相关,具有不同战略目标的跨国公司,其对外投资的区位类型也不相同。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生产布局。但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区位选择问题常常被忽视，而使得投资利润较低甚至失败。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与特点，对区位选择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区位的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展望

中国已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的投资模式不同,而是遵循一种价值链延伸型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已经朝着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方向改变,但是,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核准与管理制度层面,以及促进政策方面,要有效地支持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价值链延伸型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还需做出一些调整。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创新战略研究

文章在分析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各区位特点探讨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创新战略。     

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及地区之间的联系

中国国内各地区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资）会受到国内其他地区的影响。文章使用1991年至2007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影响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以及东部地区吸收的FDI是否对中、西部地区吸收FDI产生“挤入效应”。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吸收的FDI对中部省份吸收FDI有“挤入效应”,而对西部省（区）没有“挤入效应”;东部地区吸收的FDI对中部省份产生“挤入效应”有一个“门槛”,在越过“门槛”之后,中部省份的生产者服务越发达,则“挤入效应”越明显。     

FDI流入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一个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在理论考量的基础上,依据2002～2008年间中国不同技术类型的出口品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针对中国FDI实际流入总量及分国别FDI流入量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对流入中国的FDI的主要类型进行了判断。经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FDI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的多样化,但对出口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并不理想。其中,来自亚洲四小龙、中国澳门和日本的FDI对出口品技术结构存在较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有东亚分工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判断,当前流入中国的FDI主要是垂直型和出口平台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资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的负面效应

本文在肯定外资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对中国外资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的形成及其负面效应加以分析,提出中国必须从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产业布局、健全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入手,实现从粗放型“数量”主导型外资战略到以追求效益为本的“质量”主导型外资战略的转变。     

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基于外资不同来源地和中国地区差异的视角

针对当前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结论的多样化,本文从外资不同来源地和中国地区差异的角度具体到单个制造业行业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1999～2006年中国31个省市纺织业的面板数据,本文经验分析的结论是:不论是整体外资还是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东部地区都存在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都存在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挤入或挤出效应均不明显;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挤入效应和西部地区的挤出效应都要大于港澳台商直接投资;按来源地划分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大小和整体外资也有差别。     

Why does so much FDI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go to Mainland China?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S, and Japan (the Triad) supply 90% of 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FDI recipient in the world, most FDI into China did not come from the Triad but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HKT). Evidence presented in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unusually large amount of Hong Kong–Taiwan direct investment (HKTDI) cannot be fully appreciated without understanding China's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KTDI and the Triad FDI. Four determinants of the dominant HKTDI in China are identified: China's export-promotion FDI strategy, its large pool of cheap labor, HKT's specific advantages in export-oriented FDI, and their unique links with China (the Chinese connections).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HKTDI was primarily motivated by low labor costs while FDI from the Triad was market-oriented. As China's domestic markets become more open to foreign investors, the share of HKTDI may shrink and the importance of FDI from the Triad may rise.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1995~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有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呈现负相关,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呈正相关。随着我国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和消费市场的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着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未来,我国将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生产环节将由"低端的加工"向"研发和市场两端"外移,因此,"十二五"期间我国要根据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主要投向第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实际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制造业，第三产业实际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房地产业、批发零售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与中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回归分析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针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本文提出中国吸引外资的建议。     

反向技术溢出、技术进步和我国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协整模型的分析

本文选取了1990～2007年间中国进口和对中国FDI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扩展了CH模型,建立了包含进口和FDI两个物化型技术溢出指标的面板模型,利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技术,得到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溢出国对华出口和FDI对溢出国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溢出国角度看,对外投资比对外贸易更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溢出国更倾向于对华FDI,我国招商引资政策需要做出调整。     

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华FDI区位选择的差异——基于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省级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存量调整模型,对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对华FDI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发达国家不同,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制造业FDI存量调整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快于服务业;服务业和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时,服务业FDI看重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受集聚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制造业则看重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倾向于投资到产业集聚度高的地区。此外,由于政府优惠政策多向制造业倾斜,因而地方政府控制力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制造业FDI,而不利于吸引服务业FDI。     

外向FDI影响中国自主创新的机制及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向FDI)在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上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进而采用我国1987～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外向FDI和自主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外向F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向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效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自主创新能力的变动还会反向作用于我国的外向FDI。此外,经济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也显著地提升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利用外向FDI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