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

国际仲裁正日益成为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处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的最强有力的方法,而事前用尽当地救济仍是外国投资者所必须遵守的一项东道国的义务,对国际仲裁经验越来越丰富的中国而言,实践中的做法,一般是将当地救济同国际仲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适用。当地救济作为提交国际仲裁的先决条件,已为广大国家、国际组织所接受。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TPP协定对国际税收争议的仲裁解决选择影响及中国应对

2008年OECD税收协定范本和2011年UN税收协定范本均包含仲裁解决税收争议条款,TPP协定虽仍处于谈判阶段,草案有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也引用了仲裁机制,国际税收争议的仲裁解决选择成显化趋势,已成为我国必须面对和应对的课题。本文对TPP协定草案仲裁解决争端机制及国际经济领域仲裁解决争端机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性提出了我国的应对策略和实现路径。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双刃剑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逐步走出僵局,不断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推进。然而,不断深入的谈判在促进中国外贸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主力军,谈判对其海外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在分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2012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讨论谈判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消除相关不利影响的对策,以保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步伐。     

异质性国际投资争端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已有理论认为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将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降,但未考虑国际投资争端适用条约和条款的异质性特征.文章基于1987年以来全球投资争端案例及2003～2017年中国对13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面板数据,研究异质性国际投资争端对中国OFDI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投资争端数量增加和违约程度提高对...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对54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动态综合评价的二次加权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OFDI的流出,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且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其次,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不显著,间接作用显著;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比较显著。最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     

中国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2014年以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规定强化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意义,并为文本谈判指明了方向;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同时进行,为中国在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重塑中由被动转向主动提供了机遇。2014年1月、3月和6月的三轮中美BIT谈判开始文本谈判。本文就中美BIT谈判新阶段的两大重点问题,即文本内容确定和制度调整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在核心条款方面的谈判建议。制度分析是研究中美BIT谈判不可或缺的一环,中方必须充分研究美方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点,了解其背后的利益角力,否则,将很难彻底摸清对方的要价,容易使谈判原地徘徊。中国要从全球政治经济布局及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角度来审视谈判,在"以开放促改革"总体思路下,审慎推进,并平衡各部门的利益冲突。     

析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缔结问题

国际投资领域目前仍没有一部全球性的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这给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在WTO体制下能否缔结一部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协定,始终是WTO成员方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并认为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成功缔结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民粹主义、国家监管空间与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北大核心

国际投资协定签订的初衷和核心在于缔约国“自缚手脚”地失去一定的政策自主权以保护外国投资。近年来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朝着适度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方向改革,但尚欠缺对背后驱动因素的系统性解释。作者关注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认为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因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具有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倾向。通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可以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经过进一步删选样本、转换因变量和改变估计模型以及更换核心自变量的计算方式和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交互效应检验进一步证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缔约国税收的增加则会加强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通过补充国际投资规则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驱动因素以及民粹主义的政策影响这两支文献的研究内容,作者揭示了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     

中美投资协定与体制改革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BIT（双边投资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成为经贸热点议题。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研究员徐洪才指出,在经济话题上,中美双方对话容易出成果,中国可着手减少负面清单推动BIT谈判更进一步,若中美BIT、中欧BIT得以率先达成,将产生极大示范意义。     

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

战后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无论是在世界经济层次.还是在国家(母国与东道国)层面,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两个密不可分的领域.本文将区分世界总体、东道国和母国来深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     

双边投资条约投资转移条款比较及中国的对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双边投资条约转移条款是保护投资者的资金转移自由和东道国维护金融秩序之间的重要工具,因此成为投资条约中最难达成一致的核心条款。中国投资条约实践中的投资转移条款与发达国家的缔约实践既存在很大相似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今后的投资条约缔结活动,特别是与美国投资条约谈判中,中国应根据本国资本市场发展、汇率政策和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投资转移条款的完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投资协定协调问题研究

投资协定协调是国际财政制度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协定协调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协定协调的现状及差异性，分析投资协定协调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定协调提供借鉴。     

区域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变化、成因及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北大核心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原则,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被认可。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投资大国,具备了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实践基础,而全球投资治理的碎片化状态则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空间。《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的通过为全球投资治理建立了指引框架,RCEP、CAI和CPTPP三个大型区域IIAs体现了未来国际投资规则趋势。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即为:一方面,对接RCEP、CAI和CPTPP等投资协定,持续推动投资自由化,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国内投资治理;另一方面,将国内投资治理形成的经验转化为符合全球规则的投资争端解决预防、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机制,通过区域合作平台形成共享经验,推动全球投资治理逐步完善。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意义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的各项经济成果中，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即便不是最引人瞩目的项目，也是之一。这缘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中的地位，也缘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界、投资界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双边条约本来就比统一的国际法典更能有针对性地满足当事国双方的需求，由于各个国际组织迄今未能就制定统一的国际投资法典达成共识，     

双边税收协定如何影响OFDI?:基于税收协定异质性的视角

实现更大力度、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日渐增多,双边税收协定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税收制度保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相关经验研究仍然较为鲜见.为此,文章基于中国2003～2019年对78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同时将双边税收协定内的特殊常设机构、预提税税率等条款进行量...     

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演进：基于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

双边税收协定是协调国际税收合作、塑造国际税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双边税收协定网络数据库，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从整体特征、内生演化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了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演进。研究发现：自1980年起，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呈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该结构日趋稳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核心区的占比有所提升；“强者愈强”的累积优势和“能者居上”的吸引力是不同时期驱动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形成的重要内在机制；此外，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与各国的经济及地理特征相关，且经济特征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的发现对中国如何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提升话语权具有政策意义。     

国际投资协定与我国承受力分析

在WTO框架下，各成员国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定，我国能否承受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哪些产业能够承受，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从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趋势、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对我国产业潜在影响范围分析，并通过计算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出了我国能够接受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研究结论，其对目前我国参与的多边、区域性投资协定谈判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