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行政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探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发生在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层出不穷,面对当前现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如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所存在的现实困境,亟待构建系统化的多元性高等教育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以积极推动法治校园、和谐校园建设。     

论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颁布20年以来,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约行政权力及支持依法行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社会转型及利益多元化的变化,行政诉讼法的固有缺陷及司法实践暴露出来的局限也日渐突出,不仅导致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而且导致行政诉讼定纷止针对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行政诉讼处于困境之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下,近年来一些法院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创新思维,积极探索行政诉讼的协调制度,不仅使得一大批行政诉讼案件.素结事了",而且形成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互功,有效地化解了行政争议,推动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同时,中外理论界对于构建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呼声也因此愈来愈高,为此,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从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现状入手,分析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遇到的困难及障碍,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以期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改进行政处罚听证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以证据三性为内容进行质证,提高听证质证质量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规定,作为行政处罚定案的证据应当具备三性,即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其中关联性是前提,不具关联性无须进行合法性和真实性审查;不具合法性则否定其价值,直接予以排除;而无真实性则不具证明作用。行政诉讼中法庭审理案件,当事人围绕证据三性就证据的证明效力展开质证。根据证据的证明效力,法官作出判断,确认案件的事实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实践证明,围绕证据三性质证大大提高了庭审质量,维护了司法公正。相对于行政诉讼程序庭审质证,目前行政程序听证质证还存在着不足,主要…     

行政执法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

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都以调取、收集、运用证据为前提，对行政执法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工商行政执法实践中正确理解《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相关内容，提高依法行政和积极行政的执法水平，提高工商行政管理的效能。行政执法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同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行政执法证据，又称行政程序证据，或简称行政证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调取、收集、运用的用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例如，在工商行政处罚程序中用以证明合同当事人利用合同侵占、损害国有资产的证据，在企业注册登记中用以证明注册登记申请…     

智慧图书馆价值链构建研究

价值链构建的目的在于价值增值，构建智慧图书馆价值链，不仅可以为用户创造价值，也为智慧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提供增值空间，智慧图书馆作为智慧社会服务的子系统，构建其价值链实属必要。本文在解析智慧图书馆与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之上，从服务战略、基础设施、参与主体、关键环节、保障措施等维度，系统分析智慧图书馆价值链构建的所需要素，从信息安全、用户感知、智慧馆员方面阐释了智慧图书馆价值链构建的困境，并从规避风险、智慧素养教育、智慧服务策略等维度提出智慧图书馆价值链构建困境的消解措施。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之理论重构——从行政诉讼目的角度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研究是行政法学界所重视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类型的区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以行政诉讼目的为主线来构建和划分行政诉讼类型,是本着以行政诉讼目的为指引、以行政相对人为中心、以主客观两个维度为落脚点。首先,主观诉讼领域范畴包括具体行政行为诉讼、抽象行政行为诉讼、特别权力关系诉讼;其次,客观诉讼送范畴包括机关诉讼、信息公开诉讼、预防性诉讼;最后,以公益诉讼作为客观诉讼的补充性规定,用以弥补现实中出现的法律覆盖盲区。这样,主客观相统一的行政诉讼类型也初具形式。这对于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理论、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强化证据意识 促进依法行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于今年１０月１日起实行，对工商机关的行政执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规范和促进。在法学理论上，证据目前归属于诉讼法学范畴。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多种界定。从作用上看，证据是依法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从表现形态上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有关材料和实物；从内涵上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事实。行政诉讼证据实质上就是行政程序证据，有的干脆简称为行政证据。一、关于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由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包括事实证据和规范性…     

大型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扼杀式并购逐渐成为大型平台维护其市场势力的重要方式。《反垄断法》在规制该行为时,遭遇并购游离于申报门槛之外、竞争损害难以评估与证明的现实障碍。鉴于并购交易双方实力悬殊,应增设交易额标准以弥补现行营业额标准不足的缺陷,并构建“特别名单”制度,明确超级平台负有更为严格的申报义务。同时,为保证平台市场并购监管的科学性,应尽快修正竞争损害评估方式,并适当调整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减轻执法机构负担以扭转监管困境。     

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原理分析

行政处理活动中的证明标准、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具有同一性。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具有合理性、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即行政复议分别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优势”的证明标准。     

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

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论证并指出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并指出以"和谐文化"为价值核心的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理念既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价值取向,又将为构建人类共同追求的大同世界——"和谐世界"提供理论延伸支持这一历史必然。     

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对传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进行理念性更新和突破,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现实需要。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的界定入手,论证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依据,并对如何构建该制度作了粗略的设想,以期有益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优化。     

“中国梦”引领高校师德走出伦理困境研究——以电视传媒为视角

当下,高校师德伦理陷入应然与实然、德治与法治、道义与功利等三重困境。本文从电视传媒视角下出发,研究＂中国梦＂是如何引领当下我国高校师德走出伦理困境。通过对电视传媒在高校师德教育的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分析,提出了增强电视传媒德育功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引导电视传媒通过＂中国梦＂的载体宣传积极向上的精神,通过厘清＂应然＂与＂实然＂的合理阈限、推进＂德治＂与＂法治＂的深度结合、采用＂现实＂和＂理想＂的递进标准来解决师德伦理价值内涵界定、选择向度和评价标准等问题。     

破解非诉行政执行困境

目前,非诉行政执行作为行政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却未能引起学者的足够注意,不得不说是行政诉讼研究的遗憾。本文将从非诉行政执行问题的提出入手,介绍其基础理论和演变过程,并通过对非诉行政执行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尝试提出破解之策,以期能对我国行政行为的合法化和合理化有所裨益。     

最佳证据规则与工商行政执法

工商行政执法实践中,执法人员经常会遇到用数个不同的证据来证明同一事实的情形。这数个证据之间往往相互矛盾,有的肯定该事实,有的否定该事实,执法人员需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对这些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取舍。执法人员选择最佳形式的证据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所遵循的规则,即最佳证据规则(又称优势证据规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最佳证据规则均作了规定,其中,《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3条规定的行政诉讼中的最佳证据规则对工商行政执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一般优…     

清末民国时期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研究

清末民国时期的证据制度是中国传统证据制度近代化的初始阶段。这种初始性在证明标准方面表现为立法没有就证明标准进行正式的规范,甚至没有出现证明标准这一概念。但相对于传统的证据制度,近代的证据制度对于司法官在认定事实方面毕竟出现了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要求当事人用证据证明主张的主要事实必须要达到能够使法官产生强固心证的程度。不足之处是,这一时期的证据标准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领域几乎没有差别,这可以说是当时法律关于证明标准规定不成熟的地方。     

平台经济下劳动关系认定的经济现实标准探究——基于英国优步判例的思考

2021年2月，优步公司针对2018年败诉之判决向英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辩称司机应该被认定为自雇者或者独立承包商，企业只是起着“代理机构”的作用，因此司机并不属于优步公司员工。英国最高法院在优步公司案的判决中采用“经济现实标准”认定方式，以工人(worker)概念将网约工归入第三类劳动者，在事实认定未变的情况下，改变了数年来网约车乃至平台经济模式下对劳动者身份和劳动关系认定不明的僵局，具有较强借鉴意义。对于平台经济中劳动关系的认定与保护，应满足其特殊经济形态的需求，注重双方现实合意，尊重事实的认定。在价值判断与事实认定层面引入“经济现实标准”,对平台经济视域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和权益保护的实现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     

社会福利的价值维度探析——基于阿玛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

在对传统福利经济学价值维度及其缺陷和以“幸福”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弊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阿玛蒂亚·森将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伦理学、政治哲学的相关思想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社会福利的价值评判标准。通过对该理论的深入探析,并与其他标准的比较分析,得出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启示：增加弱势群体就业机会,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加大医疗保障投入,健全社会协商民主制度。     

补强证据规则与工商行政执法

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据由于其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弱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依靠其他证据的佐证,借以担保其真实性或补强其证据价值,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补强证据规则最初出现在刑事诉讼领域,其设立宗旨在于保护处于弱势的被告人的权利,防止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1条基于行政诉讼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性,引进了补强证据规则,该规则一般只能适用于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案件事实的判断,不应适用于对原告主张的案件事实的认定①。该规则无疑将对工商行政执法实践产生重大影…     

论行政诉讼原告与被告资格制度的完善——兼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目前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采用的是＂合法权益＂和＂主观主义＂的标准,对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采用的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责任主体＂三合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在行政诉讼法实施的初期对当事人的认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已经越来越不适用行政诉讼发展的要求,成为行政诉讼起诉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必要拓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转变为＂法律上的利益标准＂,把公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纳入行政诉讼,规定＂谁行为,谁被告＂的原则,实行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是被告的原则,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与被告资格制度进行完善。     

我国引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法理依据及现实基础

我国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对和解制度也予以排斥,使得行政纠纷的正当解决渠道过于狭窄,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大缺憾。引进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有其法理上的依据：现代社会公权力性质的变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完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的需要;同时中国的传统观念、诉讼经济的要求、降低诉讼成本等优点为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奠定了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