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及动因分析

分裂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系列条件和驱动因素推动的结果。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既有原生因素,也有内外部的次生因素。具体包括地理环境封闭、文化差异、中央权威不足或衰落以及外部势力介入等四个前提。四个前提因素彼此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特别是群体聚居的地理环境封闭、少数群体与主体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中央权威的不足或衰落这三个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而精英势力则是分裂主义产生的驱动因素,它结合分裂主义的四个前提,为了实现国内和国际的支持最大化,利用和操纵领土认同、共有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最终推动分裂主义的产生、发展,乃至于走向国际化。无论是群体聚居的地理因素,群体异质性的文化因素,还是中央权威不足或衰落的政治因素,均不能成为鼓动分裂的合法理由。而对于发生了分裂主义或分裂主义处于萌芽过程中的政治实体,则必须针对推动分裂主义产生的四个前提做相应的工作。     

论康德关于国家的先验辩护

与在其之前的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不同，康德关于国家的辩护乃在先验而非经验的意义上进行。首先，康德关于国家的辩护以“自然状态”肇始，但是自然状态并非经验的存在，而是实践理性的先验观念。其次．国家的目的乃是保障先验的自由而非经验的幸福，这一目的的实现也只能在先验而非经验的意义上才得以理解。最终。康德关于国家的辩护以“外在自由”为核心：自然状态和国家目的的辩护根本上建基于自由；直接为国家提供合法性的社会契约同样建基于自由。     

新时期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证研究——以泉州市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为例

行政自由裁量作为现代行政法中的核心概念,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从积极方面看,它有着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行政管理的价值诉求。然而,它亦是一把＂双刃剑＂,若把握不好,滥用裁量、侵害权利的问题也会随之产生。文章选择从＂裁量标准＂入手,结合泉州市细化裁量标准,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践探索,在僵化和规范之间寻找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度＂,以真正实现自由裁量的价值。     

论国际法院的三重性分级判案规则

国际法院在解决涉及领土纠纷的实践中,适用了一项三重性分级判案规则,即条约优先适用,然后考虑保持占有,最后适用有效控制理论。条约和保持占有法律是证明领土权利归属的直接方法,有效控制则为间接方法。但是,国际法院在适用该规则过程中过于依赖条约法,甚至赋予未经批准的条约以法律效力,尤其在2008年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案中,采取了崭新的权利取得模式,意在进一步弱化当事国的原始权利,以凸显有效控制的效力,其法理依据难以令人十分信服。尽管如此,国际法院三重性分级规则对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中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作者认为,中国应加强对享有历史主权的固有领土的有效控制,进一步彰显主权。     

试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

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而制定的诉讼程序的法律,是关于过程性权利和义务的法的规范;实体法是指规定具体权利义务内容或者法律保护的具体情况的法律,主要关系到结果和目的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分配。法的正义性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法的程序正义是说法的制定与实施     

有关“分离权”问题的法理分析

现实中,分离主义者常常援引国际法上的分离权,事实上,国际法上不存在关于分离权的规范。人们通常所谓的国际法上的分离权的提法,是将分离权混同于国际法上的自决权,而分离与国际法上的自决完全是两码事。虽然在国际法上分离并未被确立为一项权利,但从国际实践层面来看,国家内部的弱势团体在遭遇严重不公正待遇时,国际社会通常视其拥有救济性分离权,国际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人道主义理念和保护弱势团体人权的考量。救济性分离权是弱势团体为保护自身免遭毁灭、最后不得已而行使的一种救济性权利,是弱势团体实行自我保护的例外机制;但这项权利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的行使虽然具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但由于这些限制条件在实践中难以准确、具体地把握,也常常导致该项权利被滥用。从法理上说,是否允许分离是主权国家内部的管辖事项。通过宪法赋予某团体以分离权仅仅是极个别国家出于特殊政治目的之考量而采行的做法,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分离。研究分离权的存在情形和行使条件以及与相关概念和理论范畴的区别,对于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分离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批判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研究

现实主义均势秩序的规律性和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的正义性不断遭到质疑,而既有国际秩序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只是阐述了秩序与规则、知识的关系,没有回答在多元价值体系中哪种价值观具有优先性,会成为建构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核心知识这一问题。作者借鉴了批判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提出当代国际体系的知识是权力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体系中,霸权推动其私有知识成为体系的共有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体系内部秩序,学界有必要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当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能力独自应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时,国家间通过沟通行动,可以对知识进行重建,进而在更为合理的知识基础上构建国际新秩序。     

论公民游行示威权利的法律保障

游行示威是公民一种合法的表达自己内心诉求向政府提出自身意向的手段和方法.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对自我权利保障的重要性,随着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我国贫富差距加大,每民众,地区和群体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经济需求,而这种经济需求逐渐转化为政治诉求,许多针对中国本身的国际事件也触动了很多...     

知识产权之正义论

什么是知识产权的正义性基础?知识产权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劳动理论、激励理论、人格理论、投资理论等几个阶段的探讨。这几个阶段的理论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利益平衡法。利益平衡法符合平等、自由、安全、效率、秩序等关于正义的价值标准,因此以利益平衡为方法论构建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正义的。     

二元视角下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及权利配置

数字藏品是区块链技术与网络虚拟作品结合的产物,是实现文化数字化的典型应用。文章在梳理学界关于数字藏品基本共识基础上,通过作为内容要素的虚拟作品和作为技术要素的NFT二元视角分析,认为权利人对数字藏品中作为网络虚拟财产的虚拟作品享有财产权利,对作为数据的NFT享有数据权利。在“权利束”理论的解释范式下,不同的权利在具体关系中也有不同内涵。这种二元化的研究进路便于对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进行准确把握,有助于对数字藏品权利人构建全面的权利保护体系,促进数字藏品行业有序发展。     

西方分配正义理论综述

西方分配正义学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西方学者分别从现实生活、神学自然法、社会道义、个人权利、自然秩序以及生产方式等方面阐释了分配正义的内涵;较早时期的西方学者回避权利维度,而从本分诉求、价值立论和功利取向上分别形成天赋决定分配、比值相等和算术相等以及最大幸福等三大原则,而当代西方学者普遍基于权利维度,在“平等的权利”和“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两大阵营里展开各自的原则论证;在国家、市场、制度、法治以及个人等各个方面探寻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西方分配正义学说蕴涵的诸多闪光思想对于解决目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日益凸显的社会差距问题以及一些非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

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框架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理论之间的通约提供解释便利。这一理论通约可以将欧盟民主赤字的讨论放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即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可以被放在调节自由主义、自由现实主义和规范自由主义之间进行展开。调节自由主义和自由现实主义对欧盟民主持抵制和批评的消极立场,而规范自由主义则表现出了追求欧盟民主的极大热情。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展现出调节自由主义与自由现实主义结盟以对抗规范自由主义的景象。作者认为,欧盟民主赤字争论是康德与黑格尔关于欧洲未来讨论的当代版本。在国内政治中,康德主义越来越成为主导,但在国际政治中,黑格尔主义仍然处于话语和治理的霸权地位。反映在欧洲民主赤字的讨论中,其表现是:黑格尔主义色彩浓厚的调节自由主义和自由现实主义仍居于主导的位置,而作为康德思想当代翻版的规范自由主义则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     

浅析我国股权结构研究面临的误区及对策

公司股权结构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我国现实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焦点。西方关于股权结构的研究焦点已经从弱股东(所有权于经营权分离)、大股东转移到多重大股东上,研究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在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仍停留在单一大股东层面上,笔者认为这已经不在符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了。这一滞后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国家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Tackling child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Implications of ubuntu for the system of social grants

In South Africa both liberal and more communitarian and relational discourses of citizenship can be seen – the latter in the form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idea of ubuntu. Policy for assisting children, however, is dominated by the framework of liberal citizenship, most clearly through the Bill of Rights and in particular the Child Support Grant. Using analyses from a purpose-built microsimulation model we show how a neglect of children's broader relationships in the current liberal citizenship inspired policy context limi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hild poverty strategy. The empirical analyses demonstrate how a greater recognition by policymakers of the relational principles of ubuntu could be expected to have more effect on reducing child povert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talian Liberal Thought to the European Union: Einaudi and His Heritage from Leoni to Alesina

The Italian classical liberal tradition of Feder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s well founded. Starting with Luigi Einaudi, who took up the heritage of Carlo Cattaneo, it has continued with Giovanni Malagodi, Giovanni Demaria, and Bruno Leoni, not to mention the liberals of Einaudi’s times. The same reflection continues today. Alberto Alesina is a prominent personality among the scholars who can be considered as full heirs of Einaudi. A foresight, often impressive, is the thread linking Einaudi’s writings on European federation. Between the twenties and the early fif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Einaudi traced with great precision the profile and many details of a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unified Europe. Today, we do not have the federation that he wished for, but the economic sovereignty among EU countries has been shared to a great extent. Other prominent Italian liberal thinkers and politicians have reflected on the idea of a federal Europe and on the incipient European construction: thinkers such as Bruno Leoni, Giovanni Malagodi and Giovanni Demaria. Giovanni Malagodi, for many years a member of the Italian Parliam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talian Liberal party, in his speech for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of Rome, advocated a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with a single currency substituting those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EC. Both Giovanni Demaria and Bruno Leoni warned against the danger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ist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Alesina, in variou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 the essay The Future of Europe, adopts a liberal perspective for his critical analysis of EU policies.     

终极产权控制下的私利行为及其治理——基于异质控制机制的研究述评

有学者通过追溯产权控制路径研究,发现很多国家的上市公司受到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终极控股股东通常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交叉持股和优先表决权的一股多票等方式实际控制着上市公司,对公司行使不对称的控制权与所有权,从而引起控制权私利行为等代理问题。文章从终极产权控制理论发展脉络出发,重点梳理和总结了双重股权结构、金字塔股权结构和交叉持股等三种异质终极产权控制机制下的控制权私利行为及其治理途径。     

金融排斥:货币政策失效的另一种解释

至今为止,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并受到学者和政策调控部门的持续关注。各种学派在理论上对货币政策有效与否的争论并没有阻碍学者们对现实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探讨,大量研究都集中在货币传导机制本身及其影响因素上。本文从金融排斥角度解读货币政策可能失效的原因,并指出忽视金融排斥存在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的问题,从而赋予金融包容政策新的职能。     

企业战略联盟的产业组织分析

企业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新的战略模式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个方面对战略联盟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指出,企业战略联盟作为企业间合作竞争组织,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市场绩效水平.     

政府规制国内研究综述

构建适应我国特殊国情的政府规制理论,促进我国社会转型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学者对规制理论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笔者以达成此目的的路径为线索,对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引进西方规制理论;思考我国规制理论与西方的差异;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制理论。     

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者探讨了霸权稳定论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学者对不同国际经济问题领域的研究催生了霸权稳定论,其核心主张是国家间权力的霸权式分布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稳定。80年代以后,年轻学者从两个方面拓展了霸权稳定论的研究:第一,霸权稳定论的逆否命题——霸权衰落导致霸权国干预国际经济政策的力度加强——成为80年代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假设和政策辩论主题。第二,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类比和地区扩展等四个层面深化霸权稳定论的学理内涵。到90年代初,学者们认为权力分布和自由体系之间呈现出一种U关系,即国家间权力的差距过大或者过小时国际经济体系都呈现出开放状态。欧美学者围绕霸权稳定论长达20多年的争鸣,以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体系的开放还是保护为分析对象,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体系层面向国内层面的转型。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至少在区分问题领域、多学科发展以及学术分工这三点上需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