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性现实主义及其“修正主义国家论”

进攻性现实主义在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基础上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上 ,它承继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思想 ,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问题上则回归了经典现实主义 ,却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体系结构与权力最大化命题的结合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一大创新 ,但该命题关于“修正主义国家”的立论存在逻辑演绎上的缺陷 ,其“中国修正主义论”更乏严谨性。     

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吗?

本文深入地分析了“Power”的两种含义及其在现实主义经典国际政治学著作中的具体应用。国家利益必须由国家力量的大小来界定 ;国际结构必须由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来界定 ;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是不断增强的力量 ,并非国际体系中的统治。把现实主义误解为统治国际体系、不讲道德的权力政治理论 ,并没有把握现实主义的真正本质。这样一种误解给理论研究和国家政策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理论改良还是理论缺口——新现实主义与冷战后中美地缘竞争的分析

肯尼思·华尔兹创建的新现实主义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突破,而约翰·米尔斯海默则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成为新现实主义主要命题的捍卫者。米氏对新现实主义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其核心是地缘因素,包括三个子因素:地面力量的首要性;海洋对国家军力投射的阻碍;国家共享边界对战略选择的影响。透过这些更新,米氏进一步论证了陆权大国的进攻性倾向和海权大国保持离岸平衡手的合理性。作者以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中国在东北亚和中亚的地缘竞争为案例,探讨新现实主义原型和米尔斯海默修正的有效性。其结论是:(1)地缘因素与单位层次的其他因素直接有关,应被视为单位层次的变量;(2)米氏新增的地缘因素恐陷入华尔兹所极力避免的化约理论,使新现实主义的简约优势受到折损;(3)米氏理论更新的有用性,有可能显示新现实主义基本假定内部的重要缺口,而将成为未来理论再调整的契机。     

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

具有八十余年历史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名家辈出 ,而米尔斯海默则是这一流派非同凡响的一位“新”大家。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新保守主义即重实力的一面十分契合 ,因此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思想上的“知己” ,尽管米氏并不赞成美国现政府的对外政策 ,特别在伊拉克问题上可见一斑。但是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在逻辑上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两相暗合 ,二者之间的关系令人深思。     

评米尔斯海默的"离岸制衡"战略--兼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

理解“离岸制衡”战略对于全面把握进攻性现实主义至关重要,文章试图分析该战略的内涵、理论推导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与政策导向之间的关系,以此判断进攻性现实主义不是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的代言人。     

现实主义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

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论、理性国家论、权力政治论和悲观性的哲学态度方面保持着相对统一,但其内部也在如何看待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如何克服安全困境、如何把握权力概念的绝对与相对内涵、如何理解国家的动机与目标、如何看待权力和安全与国家战略行为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层次区分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现实主义也面临外部的尖锐批评,被指责过分强调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论,忽视变迁、道德、规范等因素的作用等等。争鸣和批判以及对它的回应和求变推动现实主义不断进化,也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走向科学和成熟。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

现实主义理论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解释力的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也是惟一有可能对现实主义构成挑战的理论;而建构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前途。然而,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本人只想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做一评价。1 .原创性甚少的理论。新理论的成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物质主义+结构取向",而建构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观念主义+过程取向"。通过对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梳理,作者发现这些文本中包含大量的相互融通和交叉的内涵,而两大学派相互融合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政治哲学中汲取灵感。现实主义的哲学思维来源是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而建构主义的哲学思维来源是康德,对康德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发展的黑格尔处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对黑格尔思想进行继承的两条路径对两大学派合流后的发展有重要启示。"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路径"可以对现实建构主义的发展有所启发,而"黑格尔-尼采-福柯路径"则可对建构现实主义的发展有所启发。现实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规则性文化、社会化和认同,而建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权力、规训和他者。尽管这两个新发展的理论都基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但是它们与中国外交的一些传统和特征有相似之处,并可能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某种支撑。     

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流派 ,阐明的是国际政治的基本性质以及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变化规律 ;保守主义则是一种政治思潮或理念 ,它反映了保守主义者对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系统看法和政治倾向。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主张在人性本恶这一逻辑起点上存在交叉 ,都相信权力政治理论 ,都为美国霸权进行辩护。但二者在世界观和历史观、理论的构建、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对现实主义范式与内核的再思考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需要澄清与反思。首先，关于现实主义的范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可能追求安全、权力和经济发展等利益，但并非总是认为安全优先或者权力优先。当国家安全不面临紧迫威胁时，国家可以追求其他目标；而且对许多国家来说，它们也无法把追求权力作为主要目标。尽管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但在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看来，人性不一定是恶的，因为人性本质上是无法测量的。国际关系也未必是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不仅仅是用来解释国际冲突的理论。某些要素在一些形态下会带来冲突，在另外一些形态下会促进合作。虽然现实主义认为实力结构比制度、道德和认同等因素更重要，但并非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其次，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即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解释对象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国家行为。它可以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并部分解释苏联的解体。国际结构的量变在不断发生，但质变相对困难，而国际结构的量变和质变都能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核武器的出现增强了两极结构的稳定性，但其重要性并未超过结构。最后，现实主义理论兼具解释性与规范性，也不排斥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只有建立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才能...     

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

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应积极顺应21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贯彻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基调,在知晓自己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的基础上,避免冒险政策。在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仍须把握安全、发展、和平和正义这几类核心价值,特别是坚持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规划好力量运用的方式与力度,即坚持一种战略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大战略观。战略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在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势下,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内向型关注,鼓励以健全的外交政策来支撑长远的国家利益。尽管战略现实主义遵循着自助的逻辑,以安全和强盛为根本价值追求,以谋划和维护国家利益为首要出发点,但它并不主张鲁莽地卷入国际权势大争斗,而是要求明智地使用权力,通过优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定地推进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从外交哲学意义出发,战略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在21世纪基本取向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具体政策的精确概括。     

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

新古典理论的自闭倾向早已遭人诟病,去过程化、去动机化并且和社会性的制度不接洽的理性演绎模型确实可能需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但是,行为经济学挥舞着“不现实性”的大棒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是否就真的能够导向更经验、更科学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强调引入心理学知识来使经济学建立在更现实的基础上的做法同其批判的新古典理论一样,都采取的是一种本能的、不加反思的态度对待如何抽象的问题,无非是一个更看重形式化的逻辑,而另一个更看重经验现实。有必要将行为经济学对于新古典正统的挑战看成是一场经济学内部的对话的展开。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应有的学科定位、经济学和其他相邻学科尤其是人的行为的理论之间的界限、什么是适合于经济学的任务的关于人的抽象等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目前行为经济学表面上繁荣恰恰是以回避对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为代价的。     

以经典现实主义视角从朝美双方浅谈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是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用经典现实主义的观点从朝美的角度浅析朝核问题,并指出面临的一些问题。     

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

新古典理论的自闭倾向早已遭人诟病,去过程化、去动机化并且和社会性的制度不接洽的理性演绎模型确实可能需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但是,行为经济学挥舞着“不现实性”的大棒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是否就真的能够导向更经验、更科学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强调引入心理学知识来使经济学建立在更现实的基础上的做法同其批判的新古典理论一样,都采取的是一种本能的、不加反思的态度对待如何抽象的问题,无非是一个更看重形式化的逻辑,而另一个更看重经验现实。有必要将行为经济学对于新古典正统的挑战看成是一场经济学内部的对话的展开。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应有的学科定位、经济学和其他相邻学科尤其是人的行为的理论之间的界限、什么是适合于经济学的任务的关于人的抽象等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目前行为经济学表面上繁荣恰恰是以回避对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为代价的。     

合作与冲突的零临界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三种合作观

冲突与合作是永恒的国际政治主题,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现实.在结构现实主义的自助原则下,国际秩序趋于合作还是冲突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试图论证华尔兹在书中所论述经历了否定合作--否定冲突--肯定合作过程,揭露.我们需要重新剖析华尔兹的自然状态冲突论,并论证其内在逻辑背后的合作必然性.     

进攻崇拜:一个理论神话的破灭

攻防理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技术发展有利于防御,但欧洲大国却误判为进攻主导,因此它们均采取进攻性战略,并导致一战的悲剧性爆发。事实并非如此。一战前的德国军事家十分认真地研究过新型武器的防御效果,承认它们会形成战术层面上的防御主导,但他们否认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并致力于通过战术和战略创新来恢复进攻的可能。因此,战术层面上的防御占优会增加战争的难度和参战国的成本,但绝不会使发动战争在军事上变得不可能。攻防理论中暗含的军事技术决定战争爆发论的失败就在于它忽视了武器与人相结合的困难,想当然地简化了军事技术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军事技术只是一种结构性限制框架,并不直接或必然驱使国家采取适应某种军事战略。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克服武器的防御特性,从而恢复进攻的可能性。战争从来就是敌我双方智慧与力量的博弈,绝非由某一类武器决定。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rms' Heterogeneity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rms' heterogeneity by proposing a tractable model consistent with the stylised facts. The model describes,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two economies producing and trading two goods, one homogeneous and the other differentiated. In the differentiated-good sector, firms are heterogeneous by their marginal cost, in a context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free-entry and exit. They incur a fixed production cost, but also a fixed cost if they choose to export. We show that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goods increases industry-wide efficiency, through two different logics: one defensive and import-driven; the other offensive and export-driven.     

Structural adjustment: A survey of the issues and options

The article raises and attempts to answer questions such as: adjustment for what purpose? to what shocks? of what factors or forces? by whom? who loses and who benefits from adjustment? and adjustment how? It also discusses the question of adjustment whe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ternal and internal shocks is rejected as neither helpful for the allocation of blame nor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raising finance.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poor is sketched out. After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adjustment policy and the fallacy of aggregating country policies, there follows a discussion of the double paradox of conditionality: why should a donor impose conditions that ar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recipient, and why, instead of paying for getting good advice, is the recipient rewarded with extra money? Ten possible reasons are given. The paper ends with proposals as to how to overcome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assuring that donor money is well spent.     

应对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挑战——析中美在全球信息空间的竞争与合作

自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已经发生了重要而显著的变化。2009-2011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逐渐转变了其原有的以防御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空间战略,转而发展并初步完善了一套以"互联网自由"为核心概念,以"控制-塑造"为基本特征的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借由监控网络空间信息流动,实现对于全球网络空间的塑造,以期形成有利于美国的网络空间环境,争夺、树立并确保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这一转变是信息技术革命与其所在的政治、社会结构互动的自然后果;同时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系统演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成型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中美之间将在全球信息空间展开复杂而微妙的博弈,其主要特点是基于有限信任基础上的合作。确立行为准则以消除不确定性,确认共同利益并建立可操作的双边合作机制,推动规范全球信息空间行为准则的发育和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成为中美共同努力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