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舞弊、行业特征与公司投资“同伴效应”

公司同伴效应是指公司个体行为受到参照组内其他公司行为或特征的影响,高管社会学习是导致公司同伴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学习行为是否理性还值得商榷。本文以2000—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业特征的研究视角,考察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对同伴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向外界传递行业虚假繁荣的错误信号,同伴公司为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而扩大投资规模;而且,同伴公司的反应程度受行业特征的影响,具体而言,行业竞争度加剧了同伴公司对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的错误反应,行业景气度与同伴公司反应程度存在负向关系,处于成长期的同伴公司更容易受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的影响,表现出更大规模的投资扩张。本文基于行业特征视角研究财务报告舞弊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助于理解"同伴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也为财务舞弊产生的不良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定向增发、控制权变动及其信号传递效应

 当公司再融资引起股权结构显著变动时,其必然会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竞争和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传递到资本市场会使公司股价发生相应波动。这种效应在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更为明显,因为大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股权进而公司控制权变动传递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信息。采用事件研究法,本文研究发现定向增发在我国具有正的公告效应;但是,定向增发对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不同其公告效应也不同：使得大股东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定向增发其AAR和CAR最大,控制权强化类定向增发居次,控制权弱化类最后。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传递出了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变动信号,彰显了大股东控制在上市公司中地位突出的治理角色。     

Directional Add-issuance, Change in Corporate Control and Its Signal Effect

当公司再融资引起股权结构显著变动时,其必然会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竞争和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传递到资本市场会使公司股价发生相应波动.这种效应在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更为明显,因为大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股权进而公司控制权变动传递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信息.采用事件研究法,本文研究发现定向增发在我国具有正的公告效应.但是,定向增发对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不同其公告效应也不同:使大股东控制权转移类定向增发其AAR和CAR最大,控制权强化类定向增发居次,控制权弱化类最后.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传递出了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变动信号,彰显了大股东控制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突出地位.     

盈余管理与控制性大股东的"隧道行为"——来自配股公司的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处于大股东控制状态,在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过程中,大股东具有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配股资格和提高股票发行价格的强烈动机.本文以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业横截面数据和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了配股融资过程中盈余管理的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大股东控制下盈余管理行为带来的隧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在配股前3个年度和配股当年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而配股后长期业绩趋于下降;(2)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倒U型关系;(3)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了上市公司价值的下降.因此,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误导了外部投资者的决策,造成了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业绩快报自愿披露行为存在信号传递效应吗?——基于投资者情绪调节效应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以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检验业绩快报的自愿披露行为是否存在信号传递效应,以及这一效应是否受到投资者情绪的调节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公司未来总资产报酬率(ROA)与本年度是否披露业绩快报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业绩快报的披露实质上传递了公司未来业绩向好的信号;投资者情绪对业绩快报的信号传递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分析认为公司自愿披露业绩快报的行为具有信号传递动机,而这一动机受到了投资者情绪的影响。     

局部均衡条件下我国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

文章构建了局部均衡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理论框架,并根据技术复杂度指数对我国制造行业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采用1993~2011年行业面板数据,对不同技术复杂度行业的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进行检验,重点考察美国和日本两国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外包企业拥有技术优势,美国及日本外包企业的优势大于平均水平,其中美国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最为明显。此外,美、日外包企业低技术复杂度行业的技术优势大于高技术复杂度行业。(2)外包企业对非外包企业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日本外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美国外包企业。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外包企业溢出效应为正,促进了非外包企业产出增长。在低技术复杂度行业,日本外包企业呈现出正效应;美国外包企业溢出效应则为负,对非外包企业的生产起到挤出作用。(3)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其溢出效应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并且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间产品贸易、不对称溢出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2002-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局部均衡条件下我国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构建了局部均衡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理论框架,并根据技术复杂度指数对我国制造行业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采用1993~2011年行业面板数据,对不同技术复杂度行业的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进行检验,重点考察美国和日本两国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外包企业拥有技术优势,美国及日本外包企业的优势大于平均水平,其中美国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最为明显。此外,美、日外包企业低技术复杂度行业的技术优势大于高技术复杂度行业。（2）外包企业对非外包企业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日本外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美国外包企业。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外包企业溢出效应为正,促进了非外包企业产出增长。在低技术复杂度行业,日本外包企业呈现出正效应;美国外包企业溢出效应则为负,对非外包企业的生产起到挤出作用。（3）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其溢出效应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并且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间产品贸易、不对称溢出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2002-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溢出效应研究——来自企业集团A股上市子公司的证据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年报问询函对被问询公司的影响。基于2015-2018年企业集团上市子公司样本,文章研究交易所问询在企业集团内是否具有监管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在子公司间存在监管溢出效应,即企业集团内子公司被年报问询会引起其他子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机制检验证明,内外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是年报问询函溢出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性分析发现,当企业集团存在共同审计和实际控制人的控制链条更短时,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溢出效应就越明显。文章扩展了年报问询函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延伸了财务决策同群效应理论假说,为优化上市公司监管机制提供思路。     

中国高技术产业R&D溢出效应研究——本土与跨国途径两个维度的视角

高技术产业作为工业行业的"技术高地",是R&D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本文以1995-2010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业14个子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在一个框架内同时研究本土内部和跨国途径下高技术产业的R&D溢出效应,对跨国途径的R&D溢出效应机制进一步分解并结合技术差距和行业集聚度两种行业影响因素,得到了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R&D溢出效应机理模型。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建立的SAR模型回归分析发现,高技术产业的本土R&D溢出与跨国途径的R&D溢出呈现"替代关系",行业因素对四种机制下的跨国途径R&D溢出效应影响显著,并且不同分组内的行业在不同机制下R&D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的特征。     

回购与增持：机会还是等待

回购是指上市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而购买本公司社会公众股份并依法予以注销的行为，主要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增持是指上市公司大股东在公开市场以稳定股价为目的的股票购买行为，由于大股东持股较多，其增持可能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持有股份总额的30％），因此监管层通常会规定免于履行该义务的豁免情形。     

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虑了其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存在的情况。本文选取1999—2005年的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技术溢出的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前向溢出效果并不明显;行业间的溢出要明显大于行业内的溢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溢出效应可能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即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外资进入会带来更多技术溢出;但如果超越这一临界点,更多的FDI流入反而会损害溢出的效果。     

股利改变的信息内涵:公司未来收益还是风险

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公司股利政策的行为解释和市场反应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和探讨。现代股利理论包括追随者效应、代理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其中,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是最具感染力的,该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管理者更了解公司的真实价值,那么股利政策可以被用作向市场传达公司信息的工具,这一理论可以有效解释投资者对增加股利的公司的追捧,以及对减少股利的公司的冷淡。     

FDI的内资企业溢出和市场选择效应分析——基于中国产业层面数据的检验

本文在Aitken and Harrison（1999）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定量检验我国的FDI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①结果显示：（1）我国FDI存在正的产业内溢出效应,但由于受其他产业FDI的抑制,FDI产业内溢出净效应有限;（2）FDI产业间溢出效应远大于产业内溢出净效应;（3）外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市场选择效果显著,但这种作用小于FDI的溢出效应;（4）开放度越高的产业外资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影响越显著。     

消费者视角下品牌跨界合作的影响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消费者需求也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基于新时代发展带来的新的商业思维,传统的商业模式将被重塑。本文通过对企业跨界合作的背景和动因分析,对消费者联合评价和影响联合评价的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结合消费者情感迁移理论、顾客价值理论等理论,构建了跨界合作的主效应及溢出效应两个研究模型,通过选择2个行业品牌:服装行业(H&M)和手机行业(Apple)实行虚拟联合,经过考察问卷、情景模拟实验,研究品牌资产、品牌匹配度、消费者创新度、品牌联合评价在主效应及溢出效应这2个模型之中的互相联系,进而为公司制定并实施品牌跨界合作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进口贸易研发知识二次溢出的空间测度——基于Coe-Helpman-Durbin模型的检验

基于知识物化型资本品进口贸易检验国际研发知识溢出效应的Coe-Helpman模型无法测度非物化型隐性知识的溢出效应,本文在考虑到C-H模型所遗漏掉的隐性知识变量具有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将其在空间维度扩展为Coe-Helpman-Durbin模型,以囊括国际研发知识对进口贸易所在地的首次溢出效应及其对进口贸易所在地以外其他地区的二次溢出效应.中国31省1996-2010年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不仅国际研发知识首次溢出提升了进口贸易所在地全要素生产率,而且二次溢出还提升了其他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二次溢出效应高于首次溢出效应.提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主要源自进口贸易带来的非物化型知识在各省间形成的二次扩散,而非直接进口的知识物化型资本品.     

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的重新检验

外资技术溢出已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行业内技术溢出机制,忽略了行业间垂直联系的溢出效应,同时没有将非线性技术溢出机制纳入检验模型。对此,本文对中国制造业24个行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做出新的检验。为克服产出方程中的内生性和行业间异方差,文章采用差分方程和针对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法。实证结果表明1、水平联系的溢出效应呈U型“门槛效应”;2、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明显;3、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生产力提高和外资技术溢出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与高管减持行为分析

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与高管的减持行为可以依照减持动机细分为投机型减持与流动型减持行为,其减持前后的市场表现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样的差异包含本身市场波动的影响,但更多的是高管及大股东减持行为传递给市场讯号后,引发的企业市场股票价值的变动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本文区分投机型减持与流动型减持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不同动机下企业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成长性等指标对减持程度的影响分别进行研究,探讨不同减持动机间的区别。     

外资控制权、企业异质性与FDI的技术外溢——基于Olley-Pakes半参法的实证研究

前期有关FDI技术外溢的研究多以宏观数据为基础,无法考察外资控制权和企业异质性等微观特征的影响。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深入分析了FDI在企业内、行业内以及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为了规避微观企业中的同时选择和进入退出等问题,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半参数估计中的Olley—Pakes三步法。结果发现：FDI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的生产率,但在行业内的水平溢出效应却不明显;FDI在行业间存在着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而前向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外资的进入确实降低了企业的退出概率。外商独资企业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而企业的国有产权和省级以上隶属关系则抑制了企业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