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碳税对山西省煤炭开采行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多数学者认可征收碳税能起到比碳交易更强的减排效果,但在我国税收政策优化、企业减税效应初显、实体经济发展亟待提升的大背景下,征收碳税是否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特别是对山西省等主要能源省份的经济影响,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谨慎对待。首先利用庇古税理论计算我国碳税的最优基准税率,然后构建了山西省经济、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的九部门CGE模型,利用2012年山西省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编制宏微观社会核算矩阵,模拟分析了碳税以最优基准税率增减10%、20%征收的情况下对山西省各部门的影响,其中重点分析对于煤炭生产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可以降低各部门对高碳能源产品的消耗,对可再生能源及低碳产品的消费产生利好,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转型,促进碳减排。但在各部门之间的影响程度不同,煤炭开采业受到最为严重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政府应在坚定实现碳减排目标、寻求最优碳治理途径的过程中注意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平衡发展。     

供给侧改革中资源与能源行业去产能政策效果研究

中国经济历经复苏和快速增长阶段后,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变化导致了GDP增速放缓。2016年初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刺激经济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源与能源产业的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在去产能政策削减上游资源产业的产出后,政策冲击会传导至下游能源产业,导致化石能源相对于绿色能源产量下降14.04%,能源结构实现优化。随后的政策对比实验引入了新能源补贴、碳排放税征收及资源税收缴等财政手段,与去产能政策进行效果对比。实验结果显示,3种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能源结构调整,其中征收碳税的政策使化石能源占比降幅最大,但同时会使资本利率上升,加重企业融资成本;新能源补贴与资源税的政策也可以实现调控目标,但与去产能政策相比效果更弱。     

基于CGE模型的碳税政策对碳排放及居民福利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征收10元/吨、20元/吨、30元/吨和40元/吨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次,利用经济产出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来衡量碳税的减排效果,最后,模拟保持居民福利水平不变的情况,分析碳税的“双重红利”。研究结论表明：碳税是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能够明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除政府收入和消费增加,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GDP、名义GDP和居民福利均产生负效应;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降低,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受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碳税的实施充分发挥了能源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并减弱了经济产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保持居民福利不变,可以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     

澳大利亚碳税征收的影响与启示

澳大利亚拟征收碳税并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挂钩的计划,有抑制其国内高耗能产业发展、优化其产业结构的考虑,也有低碳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考量,但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争取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碳金融领域国际定价权。系统介绍了澳大利亚碳税计划的内容,分析了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和存在的有利契机,并对风险规避提出了建议。     

上市发电公司低碳转型进展研究

正因为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和化石能源资源有限等问题,全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能源领域的深刻转型与变革。能源转型是全球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真正重大挑战之一。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确保能源转型的进行。中国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提高新能源占比,减轻化石燃料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实现"双碳"目标尤其需要电力部门发展可再生能源占比高的低碳电力系统。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下碳税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环境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论文在研究京津冀碳排放现状的基础上,利用CGE模型模拟了征收碳税对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等内容。     

2011年国内外油气财税政策综述

2011年,国际油价总体呈现高位震荡的态势,重点资源国继续调整财税政策,加大对油气资源的控制力度;部分消费国下调消费环节税负以应对高油价;一些发达国家出台碳税,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美国则继续运用财税政策调节国内油气生产与消费。2011年,我国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同时针对国内油气生产、天然气进口和企业国际化经营等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和措施。“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推进税制改革,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征税环节,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     

碳税对我国化学工业的影响

前言化石能源的利用造成了二氧化碳大量排放。1965年～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达1万亿吨以上，引发了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担忧。为约束全球二氧化碳持续大幅增长，碳税应运而生。     

碳税政策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政策绩效研究

本文以碳税政策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问题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了碳税政策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创新模式选择以及研发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而分析了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收敛性。通过研究发现,碳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自主性,也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实现。提出我国在碳税政策设计和实践中应坚持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容的碳税政策、促进碳税征收与碳排放交易协同、匹配碳税征收行政管理体系建设以及利用碳税发起设置低碳产业基金等政策实施路径。     

双碳背景下基于MRIO-DEA的中国碳税政策综合效益评价研究

面对气候变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经济发展的冲突,研究碳税政策对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与对中国地区发展和平衡的影响,及其对能源消费的综合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构建了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的碳税模型,分别从碳税税率、行业与区域征税差异以及行业与区域碳税补贴差异进行碳税政策模拟,利用数据包络模型（DEA）对模拟结果进行综合效益评价,旨在通过对碳税政策的调整来探讨区域间的经济关联,量化气候、能源、经济与区域平衡发展和碳税等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提出适合地区内发展且综合效益最佳的碳税政策。研究表明,在较低碳税水平（20元/t）,对于山西省、贵州省等地区的商业、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行业具有良好的综合效益,且在碳减排、经济与区域平衡发展上具有三重红利。     

碳税的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手段。碳税开征与否的一个主要争论在于：征收碳税是否会加大收入差距。在制定碳税政策时,需要考虑碳税实施后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权衡公平目标与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     

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及借鉴

作为能源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日本非常重视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出台了大量切实有效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增加政府财政预算,对家庭和企业的减排行为实施补贴;调整税收政策,对环保型产业减税,而对损害环境的行为征收碳税;实行环保积分制度,鼓励国民购买节能产品。这些政策效果非常明显,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基于兰姆赛法则下的碳排放税率确定

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很多,对碳排放征税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试图对最优税率选择提供一个确定的方法,在不考虑环境因素对整体福利影响的前提下,利用兰姆赛最优税率思想,将排放量的设定与最优税率确定相结合,同时将减排技术因素纳入税率决定因素来确定最优的碳排放税,以使得本国的福利在征税后保持最大化。     

提高核电比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温室气体引起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多的国家，正积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结合国内核电发展现状及规划，通过比较核电链和煤电链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在2020年我国CO2排放量预测的基础上，量化了不同核电装机比例情况下的等效CO2减排量，并论述了其外部经济和环境效益。结果表明，在2020年电力装机总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核电装机比例每增加1％，年可减少等效CO2排放约1．41×10^8t，相当于5．64×10^4-11．28×10^4hm2森林年吸收CO2的量，节约外部成本约165亿元。     

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下我国工业碳排放峰值调节机制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碳减排压力与日俱增。当前我国碳排放主要呈现以工业碳排放为主、西部地区工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第三产业的碳减排效果优于第二产业的特点。文章通过构建工业碳排放峰值LEAP模型,设置基准情形（BAU）和结构调整情景（SA）,并将产业和能源结构设置为高、低模式两种情景,分析我国工业排放峰值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为：（1）我国工业碳排放量在2035年达到峰值,未来工业碳排放量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有效降低我国的工业碳排放峰值,但对峰值出现的时间不影响。（3）能源结构调整对降低工业碳排放量具有显著效果且对第二产业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能源结构调整对工业碳排放量峰值时间也没有影响。     

资源税及碳税改革动向与影响

国务院已经明确要推进资源税改革,在新疆率先实施,并逐步推广到西部12个省区市。国家有关政府部门也开始研究开征碳税的可行性。资源税改革和碳税开征将提高煤炭开采环节和燃煤发电环节的成本,从而导致发电成本和电网企业购电成本上涨。介绍了资源税和碳税的基本情况和改革方向,分析了对电力企业和其他能源企业的影响。     

甘肃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LMDI方法建立了甘肃省人均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并运用1995~2008年相关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对甘肃省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得出经济发展是促进甘肃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动力,能源强度是抑制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而能源结构对甘肃人均碳排放变化的影响不明显。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中国能源CO_2排放的因素分解:基于LMDI模型

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评估各种因素在碳排放中的贡献程度对于抓住其中的关键因素,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计算了我国不同分类情境下的碳排放量,并将排放影响分为不同板块,利用LMDI分解模型,以3大能源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板块的排放贡献和影响因素。能源分解模型说明能源结构板块和生活板块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造成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能源结构调整对排放强度影响很小,节能板块对排放强度具有促进作用。此外,无论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还是滑坡,均都是源于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起伏,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均能耗的变化。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中国,人均能耗以及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在短时期内都会有所增加,但幅度会趋于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