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修(八)修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相关解析

本文拟从罪名修改背景、罪名修改内容、为何修改、罪名的认定等几个方面对此罪名做相关的解析。     

食品监管渎职犯罪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在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下,《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本文旨在通过解读本罪的构成要件、分析本罪的司法认定,对如何完善、运用该罪名以更好地解决食品监管渎职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司法认定困惑之分析

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特别是销售侵权音像制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各异.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刑法并非唯一救济手段,也不应该成为唯一救济手段.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主要侵害的客体是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在立法和司法中,都要围绕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规制.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既不存在法条竞合,也不存在想象竞合.     

关于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客观要件认定的若干问题探析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在客观方面,"强令"行为一般情况下要求有明示或暗示的强迫行为,但如果强令的对象为新工人,或采用迷信欺骗的方式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则不要求有一这形式要件;"违章冒险作业"中"章"的范围应仅为成文的规章制度,习惯和惯例不能成为本罪空白罪状的刑法规范组成部分;"其他后果"应既包括显性的突发后果,也包括隐性的徐行后果.     

论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设立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目的,在于避免人情贷款、以贷谋私等危及贷款安全的行为,保证银行信贷资产的完整。但由于立法上的疏漏,司法实践中对本罪构成要件存在严重的认识上的分歧,导致法律适用不统一,出罪、入罪均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不仅没有实现本罪的立法目的,还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本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研究。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非法”的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的认定主要是运用“形式与实质”的二元标准来判断。通过对直接与间接融资进行区分,查找前置法来对“非法”进行认定;采用“质量区别说”厘清行政法和刑法的关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保护的法益从“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异化为“公众资金安全”的嬗变;在司法认定时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限缩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政不法的认定不以行政前置程序为前提,刑事司法机关可以对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进行一次性认定。     

交通肇事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司法认定的思考

对犯罪的认定和证明,要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将各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都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程度.交通肇事罪在司法认定上存在将依据行政法规作出的事故认定结果等同于刑事认定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若干问题浅析

近年关于伪劣商品害人事件层出不穷,从金华火腿案到阜阳劣质奶粉案,无不反映出伪劣商品对社会的危害性。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运用刑罚——定罪判刑予以调整。按照现行刑法对本罪的立法目的,并结合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文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未遂,处罚依据等对这一类罪进行简要的分析。     

浅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死刑的存废

所谓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又称普通走私罪或一般走私罪,属于经济犯罪和行政犯罪。对其适应死刑,从宏观上讲不符合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且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从微观上讲也伤害了国内经济刑罚体系的协调与均衡,所以应予废止死刑。     

论保险合理施救义务司法认定标准——基于义务履行的规范解释

保险合理施救义务是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避免和减轻保险标的损害的法律设定,当财产保险法律关系确立后,对于出险施救义务应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并无明确认定规则.如保险受益主体违反施救义务导致保险损失扩大,保险人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并非被保险人采取合理施救措施所支出的所有费用均可获得相应补偿,此间因违反施救义务法律责任以及立法适用问题产生的争议并未消除,应在综合考量施救行为与措施的原则性标准基础上,通过义务履行的规范解释得出义务履行的法律责任和司法认定标准,以提升保险司法权威并促进保险业均衡可持续发展.     

我国数字金融治理的行业规制与司法引导探索——基于加密资产司法认定的视角

随着区块链经济的政策支持、应用的试点开放,非同质化通证产业在我国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从非同质化通证属性认定的全球司法判例出发,通过与加密货币在我国过往的司法裁判进行比较论证,未来我国非同质化通证属性的司法认定需结合其组织要素、平台作用以及投资者行为进行“加密资产”和“证券化”的非完全割裂的区分。同时,从加密货币到非同质化通证的司法案例中观察金融监管与金融司法的互动脉络,可以发现我国在数字金融治理过程中,金融司法进一步展现出能动效应,通过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对监管规则进行“塑形”,以此保障金融创新与稳定安全的价值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