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村居民幸福指数测评——以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凤雏村为例

尝试用"幸福指数"这一新的理论研究国内正在发展中的生态旅游,构建了详细的社区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通过满意度信息的收集方式和样本量作为确定依据,提出了计算社区居民满意度的方法。同时选择对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生态旅游村凤雏村社区居民进行幸福指数测评,统计计算出该区居民的幸福指数,验证了引入的幸福指数这一新概念可以解决衡量社区居民获得的利益,生活是否幸福这一课题。通过分析其结果还可以为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建议或指导。     

福州市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建构

居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受重视.既有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表明,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构建的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很难达成统一的标准.基于综合评价法的福州市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遵循完备性、独立性、可操作性、普遍性、针对性原则,囊括了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社会状况、健康状况、环境条件、文化状况等客观指标及20项主观指标.     

居民幸福感的测量——关于北京居民幸福指数的编制与分析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把对幸福的追求视为最重要的生活目标之一,人们在对幸福的追求中进步。本文旨在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居民的主观感受编制幸福指数,以测度北京居民的幸福程度,了解居民幸福观。     

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的准确测度——兼议提升居民整体幸福水平之见解

幸福指数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构建出一个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非常重要。结合相关理论对城镇居民幸福指数进行研究,以调查问卷和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幸福指数的4个层面,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为基础建立幸福指数的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以真实反映出人民生活幸福的高低,以利于政府制定提高居民幸福水平的政策措施。     

N个角度看"幸福"

2011年幸福可谓一大热词,幸福指数则成为了最重要的民生指标。北京市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重庆市表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广东省则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     

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阆中市五龙村为例

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和旅游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阆中市典型乡村旅游地五龙村为个案,基于社会学理论构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概念模型并设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幸福感测度指数、幸福感计量模型等数理方法分析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表明：（1）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性驱动因素为生活富裕感、民生安居感、自我价值感及未来期待感,隐性联结因素为属性特征变量;（2）显性驱动因素中未来期待感最为重要,居民在精神层面的感知较物质层面更能与主观幸福感产生共鸣;（3）显性驱动因素中各测度指标的权重与测度指数大小次序一致,差异化系数分值波动较大;（4）居民个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差异显著,平均水平为“幸福等级”,受访居民在第4至第5级梯度幸福感等级的频数及占比较高,全村整体幸福感水平为“非常幸福等级”;（5）隐性联结因素中的年龄、月均收入、从事职业、居住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其影响大小关系为年龄>月均收入>居住时间>从事职业,文化程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向影响关系。     

旅游地居民:不可忽视的目的地营销力量简

泛旅游时代的到来使得本地居民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对本地居民作为旅游地营销主体的认同,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新环境下本地居民在旅游地中的作用以及对旅游地营销的影响.对于如何发挥旅游地居民营销作用的问题,认为提高居民地方依恋、争取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以及将居民作为旅游地营销的对象是发挥居民旅游营销作用的基本思路.而将居民幸福指数纳入评价当地旅游发展的指标体系、成立保障和促进社区参与的地方组织、重视并开发本地市场、发挥居民传播目的地信息的作用以及积极开展居民旅游志愿服务是发挥旅游地居民营销作用的策略.     

旅游地居民:不可忽视的目的地营销力量

泛旅游时代的到来使得本地居民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对本地居民作为旅游地营销主体的认同,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新环境下本地居民在旅游地中的作用以及对旅游地营销的影响。对于如何发挥旅游地居民营销作用的问题,认为提高居民地方依恋、争取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以及将居民作为旅游地营销的对象是发挥居民旅游营销作用的基本思路。而将居民幸福指数纳入评价当地旅游发展的指标体系、成立保障和促进社区参与的地方组织、重视并开发本地市场、发挥居民传播目的地信息的作用以及积极开展居民旅游志愿服务是发挥旅游地居民营销作用的策略。     

江西高校教师幸福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利用模糊综合评价--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和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江西高校教师幸福指数进行测度和统计检验.结果发现,江西高校教师幸福指数具有以下特征: (1)江西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年龄和教学年限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不显著; (3)收入的增加与幸福指数之间并非呈正比例关系; (4)学历为博士的教师幸福指数最高; (5)职称对教师的幸福指数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从减少高校教师性别差异、收入差异、学历差异、职称差异等四个方面对幸福指数的影响,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教师的幸福指数.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研究

文章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角度综合筛选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幸福指数体系,并通过调查问卷和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获取数据资料,然后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分析研究了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现状。分析得出：济南、青岛、菏泽三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幸福指数分别为6．342、6．611、6．373,农村居民处于一般幸福状态与比较幸福状态之间。其中,青岛地区的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最高,接近比较幸福的水平,菏泽农村居民幸福指数较济南地区略高些。     

北京市城镇居民年龄别幸福感差异分析

通过2007年问卷调查,可以分析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状况及其与2006年相比的发展变化,并且重点从年龄别角度分析不同人群的幸福感状况及其幸福观。数据表明,北京居民幸福程度较高,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中青年幸福,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幸福,居民最关注身心健康,年轻人比较关注物质条件和个人价值实现程度。     

审慎看待“幸福指数”

近两年来，在我国的媒体和各级官员的话语中，频频出现“幸福指数”或类似的表达。其实，作为舶来品的“幸福指数”，相当程度上正被众多的媒体和官员误读。“幸福指数”不可能替代GDP。为了避免“幸福指数”的运用走向异化、陷入贻笑大方的窘境，我们必须审慎看待“幸福指数”。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失业率之间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消费与失业率、收入与失业率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居民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失业率分别是收入、消费的格兰杰原因。长期来看,要刺激城镇消费市场,必须依靠增加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应该从改善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力技能和就业需求的匹配度等方面进行。     

浅谈国民幸福指数的经济学研究

在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中,经济应该是最核心、最本质的一个因素。尽管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指数之间并不一定线性相关,经济的增长也不一定会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收入越高,人们能感受的幸福程度就会越高。本文通过对国民幸福指数和经济増长进行研究,讨论如何在经济增长中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中国金融发展与居民预防性储蓄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解释影响我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决定居民储蓄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当期的居民收入,利率对居民储蓄有显著的影响;我国居民储蓄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的成分,但并不十分显著,此外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动机,从而导致居民较高的预防性储蓄。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消费与失业率、收入与失业率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居民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失业率分别是收入、消费的格兰杰原因。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受到收入的重要影响,要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是一个最根本的途径,但旨在增加他们收入的短期性政策,其效果并不明显,要从根本上建立长效机制,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商品物流和信息流通、更新消费观念等,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福州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逐渐深入,国内一些城市正致力于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福州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省会城市,在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方面,优势凸显。要发挥区位、政策、人文、资源环境等优势,正确认识不足,逐步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切尔诺夫脸谱图表现中国各省生活质量

本文根据已有评价体系思想,选取人均GDP,森林覆盖率等数据,首次运用切尔诺夫脸谱图在地图上直观表现中国各省国民幸福状况,并运用因子分析计算出各省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NHI）。从代表各省幸福状况脸谱图的＂表情＂差异,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国民幸福程度呈现不平衡分布,东部较中、西部呈现明显优势。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因子、环境因子、教育因子和社会因子是影响中国国民幸福程度的四大方面,进而由因子得分计算出中国31个省份幸福指数。通过对人均GDP及国民幸福指数的比较发现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人们所感到的幸福程度就相对越高。因此,发展经济仍是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有效方式。     

我国地区差距的度量与分解——基于省级人均GDP与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0-2009年省级人均GDP和分城乡的居民人均收入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研究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轨迹,并比较人均GDP和居民收入测度地区差距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总体地区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显著上升,1995、1996年有所下降,1997—2003年再次上升,2004年以后有所缩小;城镇地区差距在1995年之前显著扩大,之后在波动中下降;农村地区差距总体呈上升趋势,2004年以后有所下降。人均GDP地区差距显著高于分城乡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两者变化的趋势较为一致;农村地区差距高于城镇地区。     

马克思主义幸福指数窥探

本文意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幸福指数的内涵、意义、指标体系进行简单探讨,以引起广大的学者、专家能更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幸福指数的研究,从而促进我国国民幸福指数的建立与提升,加快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水平的提高。